马鸿逵国民党西北军阀

        马鸿逵，西北军阀" 四马"之一，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长达十七年，集军政大权于一身，被人称为宁夏的" 土皇帝"。加授陆军上将衔，曾获得一等云麾勋章，胜利勋章。抗战时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后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

基本信息

简介

       马鸿逵，字少云，1892年生于甘肃河州（今临夏），回族。国民党军西北军高级将领。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兰州陆军学校毕业。早年加入同盟会，1912年任宁夏新军都统，1914年至1917年任袁世凯、黎元洪大总统的侍从武官。1919年，段祺瑞上台后，马鸿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马鸿逵被曹锟、吴佩孚任为骑兵总指挥，率部开往热河。

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马鸿逵表示顺从，1925年冯玉祥委任马鸿逵为国民军新编第七师师长，驻防宁夏的金积、灵武。

履历

      1926年9月，冯玉祥五原誓师，响应南方北伐，马鸿逵部扩编为国民联军第4路军，任总司令。

1927年初，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方面军第4军，马鸿逵任军长。1929年投靠蒋介石。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蒋介石将马鸿逵部扩编为讨逆军第15路军并封他为总司令

      1931年1月，马鸿逵部被调往河南，参与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1933年初，马鸿逵正式就任宁夏省主席，1936年9月加授陆军上将衔。

抗日战争爆发后，马鸿逵出任第8战副司令长官兼第17集团军总司令。

1945年12月，任西北军政副长官、西北行辕副主任。

1949年9月底马鸿逵逃到台湾，受到台湾“国防部”次长郭寄峤及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对西北败局负责。不久，他被“撤职查办”，感到在台湾无容身之地，便谎称去美国就医，后来长期住洛杉矶。

      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病逝于洛杉矶。

纪事

马鸿逵

      中原大战结束后不久，为了制止杨虎城的部队向西北发展，蒋介石打算任命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当时，老蒋曾征求马福祥的意见，马福祥认为马鸿逵性情粗暴，担心他在甘肃干不好，便推荐了他的侄子马鸿宾。于是，蒋介石任命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马鸿逵不愿去宁夏，因而对父亲的做法非常不满。就在这时，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部署兵力，准备第四次“围剿”。蒋介石见马鸿逵不愿意去宁夏，便重新命令他率部到河南许昌、漯河一带，参加对红军的“围剿”。

      接到命令后，马鸿逵把直属部队留驻许昌，其余部队开到漯河、驻马店以及信阳附近，为了保存实力，不与红军作正面冲突，他严令部下相机行事，不得擅自行动。

      马鸿逵的部队军纪不好，作战向来不带给养，走到哪里抢到哪里。当时，正是豫南水稻收割的季节，马部便大肆抢割农民的稻子，几乎连种子也没剩下。他们不仅在驻地大抢大掳，还跑到鸡公山，把在山上避暑的外国人的物品也抢劫一空。马部多为回民，不吃猪肉，开始还说水牛肉不好吃，在老百姓家里搜宰黄牛，后来黄牛吃光了，所到之处，连水牛也没留下一头，弄得当地老百姓苦不堪言。

      马军大肆骚扰百姓，老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马鸿逵对红军的进攻却迟迟不行动，这使得他大为光火。当时，马鸿逵派出少数部队驻平汉铁路沿线的柳林至武胜关一线，将主力控制在信阳，一直按兵不动。蒋介石几次电令，要他赶快行动，他讨价还价，就是不听。

蒋介石一时大怒，令河南绥靖主任刘峙将兵力集中在平汉铁路的西平、遂平一带，胡宗南将部队集中在孝感、广水一带，一北一南，胁迫马鸿逵进兵，同时叫马福祥带话给马鸿逵，不要学石友三。马鸿逵也不甘示弱，严阵以待，摆出一副老子谁也不怕的架势。双方针锋相对，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马福祥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连夜赶到信阳，劝马鸿逵赶快出兵。最后，马慑于蒋的威逼，只好俯首听命，将军队往东开拔，参加了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进攻。

      1932年底，西北政局不稳，蒋介石再次任命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着他马上去宁夏上任。为了防止马鸿逵在西北势力过大，蒋介石以“剿共”为名，命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互调，即马鸿逵将他的主力第三十五师留在信阳，将马鸿宾在甘肃的新编第七师划归马鸿逵。

      接到这个命令，马鸿逵十分不满，但又不得不服从。他眼珠子一转，想了一个对付的办法。当天晚上，他即召开会议，将部队的编制重新做了安排。他将精锐力量分成了3个独立旅，开往宁夏。剩下的老弱病残三四千人留在信阳。1933年2月，马鸿逵走马上任。他同时还兼任了国民党宁夏省党部主任委员、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马鸿逵开始了他在宁夏17年的割据统治。

经历

马鸿逵

      1949年8月6日毛泽东为了早日结束战争，使生灵尽量少遭涂炭，曾对西北解放军下达过“对宁夏二马可在军事打击下，尽量争取用政治方式加以解决”的指示。消灭马鸿逵集团，则是由杨得志第19兵团完成的。其时，宁夏的马鸿逵集团，仍企图作困兽之斗，以银川为中心，依据黄河天险，在南起靖远、同心，北至金积、青铜峡、灵武地域内，构成两道防线，由马鸿逵之子马敦静统一指挥，妄图阻止解放军解放宁夏。

      第一野战军发布进攻兰州的作战命令的两天之后，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兼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其中说：“现在西北敌军分向汉中、兰州、宁夏三处退却，解放军亦须分为三路解决退敌。除用战斗方式解决外，尚须兼取政治方式去解决。我们认为，西北地区甚广，民族甚复杂，我党有威信的回民干部又甚少，欲求彻底而又健全又迅速的解决，必须采用政治方式，以为战斗方式的辅助。现在解放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

     马鸿逵是傅作义的把兄弟，马派马如龙及哈某至绥远接洽，有请求和平解决之意。傅作义说马极愿求和，只恐求之不得。请你们对宁夏问题考虑一下，是否可以经过傅作义去改编马鸿逵部。我们认为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的打击，迫使残部退入后套，然后经过傅作义用政治方式去解决。

      对马步芳必须歼灭其主力，但他有玉树等地为后方，可以保存残部。……此外，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此时宁夏的马家军，主要有两支部队。一支是马鸿逵的儿子马敦静为司令的宁夏兵团，统帅4个军。另一支是马鸿宾的儿子马惇靖为军长的第81军。

      马鸿宾虽是马鸿逵的堂兄，但关系一向紧张。马鸿宾抗战时期曾表示拥护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在绥西一线同傅作义共同抗击过日本侵略者。解放战争初期，他的一个团长被俘，受到彭德怀亲自接见，并由这个团长将彭德怀的信带给了马鸿宾。马鸿宾不但未刁难这个团长，反而奖给他一匹马。

      果然，马鸿宾见兵临城下，大势已去，便有了起义的念头。但顾虑重重，怕起义后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杨得志派64军军长曾思玉为全权代表，向马鸿宾发出通知，表示欢迎他们起义。只要81军起义，解放军保证全体官兵的生命和私人财产的安全。

     1949年9月19日下午7时，军长曾思玉代表解放军第19兵团，与马惇靖代表的国民党第81军，在中宁县城签订了和平解放的协定，第81军改编为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独立第2军，马惇靖、马惇信分任正副军长。及至新中国成立后，马鸿宾官至宁夏省副主席、甘肃省副省长、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统一事业作出过许多有益贡献，1960年10月20日，在兰州病逝，得以善终，此是后话。

家族统治

      马鸿逵家族统治宁夏十数年之久，危害陕甘多年，被称为“宁马家族”，马鸿逵本人被称为“宁夏王”。

      马鸿逵主政宁夏伊始，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实际上，马鸿逵的一切活动都是围绕“扩军”、“抓权”、“刮钱”。马鸿逵上任时，手下兵员有12000人，他不断地抓壮丁当兵，不久就壮大至数万之众。

马鸿逵嗜财如命，想尽各种办法抓钱，如横征暴敛，走私烟土，尅扣薪饷，强占房地等，宁夏人民怨声载道。

      1935年底，中央红军到达陕北，马鸿逵极力防备和阻遏红军在陕甘宁边区的发展，多次向蒋介石呈进意见书，建议加大进剿红军的力度。同时，马鸿逵将全省划为三个警备区，不断骚扰陕甘宁边区，一度攻占三边（安边、定边、靖边）。

整个8年抗战期间，马鸿逵直接掌握的部队并未进入对日寇作战的战场，他除了巩固宁夏地盘，就是对付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八路军。抗战8年，国民党将领或多或少都参与了战斗，但马鸿逵却挂着个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集团军总司令的空名，过了8年土皇帝的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为抗战胜利而欢庆的时候，马鸿逵却痛心疾首地说：“抗战胜利得太快了，共产党不但没有消灭，反而力量更大了。中国不亡于日本，要亡于共产党!”

基于对马鸿逵的了解，1949年9月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并贺龙、习仲勋的电报中，又对解决马鸿逵作了具体指示：“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做过好事，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本未丧失，但实际执行起来恐怕有困难。”

      马鸿逵与共产党为敌多年，此次又得蒋介石的数百万银元军饷，已经表示要“死守宁夏”，和平解决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况且前不久的兰州战役时，解放军曾与马鸿逵的11军在固原激战，付出了很重的代价。

     此时 ，马鸿逵深感大势已去，自忖手下不到7万之众，不是杨德志的对手，却又不甘心失败，他一面对外宣称：“虽留一兵一卒，也必须作战到底”，一面却在准备逃离银川。

      1949年9月1日，马鸿逵借口飞出席国民党紧急军事会议，乘飞机离开银川去重庆，把战场指挥权交给了马敦静。马敦静根据马鸿逵的命令，于1949年9月5日在吴忠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放水、放火、打光”的死守计划。

      1949年9月9日，杨得志第19兵团兵分三路，挥师宁夏，很快突破第一道防线，进逼第二道防线——中卫和中宁两大重镇。

      马敦静集结所属128军、11军凭借金积和青铜峡的险要地势与19兵团决战，指示部下准备掘堤放水，陷金积、灵武、吴忠堡地区以成泽国，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在第一道防线被攻破后，他又调兵遣将。调整部署，重点防守老巢银川。

1949年9月19日11时，解放军第64军的两个师，分左右两翼，向金积一线猛扑，揭开了金灵之战的序幕。与此同时，解放军第63军由石空堡北渡黄河，沿黄河两岸北进，直指银川。

      马敦静一面令工兵炸堤放水，将数十里黄河河堤崩裂坍塌，企图用洪水阻挡住解放军的进攻；一面慌忙将前线指挥的大权交给了第128军军长卢忠良，自己直奔机场，钻进一架早已准备好的座机，逃往重庆。相约死守银川的马鸿逵父子俩，却在重庆见了面，二人相对而泣。

      马鸿逵父子逃走后，树到猢狲散。宁夏兵团斗志全无，士兵成批逃亡，军官们向解放军发出求和电报。到了19日晚，马鸿逵在重庆用电台与宁夏的部下联系，得知诸将已发出求和电报，便要与他们讲话。结果，没有一人与他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