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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岁月
[编者按]
历史的长河奔腾向前，党中央转战陕北这段历史，已经过去了66年。相对于人类的发展历史，66年仅仅是流星划空般的短暂。但对于我们正在崛起的中华民族来说，这却是非同寻常的66年。它记录了一个伟大民族的崛起，一个强大国家的复兴以及一个先进政党由初生走向成熟的艰苦历程。
当年那些历史的缔造者、经历者大多已作古，但先辈们在这片黄土地上所演出的这一幕幕精彩纷呈、威武雄壮的历史话剧，永远昭示后人，给后人以无穷的启迪和沉思。
党中央转战陕北的370个日夜中，行程2000多里，辗转跋涉于陕北的山川沟壑间。途中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与普通战士和人民群众同甘共苦、生死与共，留下了我党领袖与军民鱼水情的佳话。
在整个战略转移中，党中央面对胡宗南十余万大军的追击，毛泽东同志大义凛然，始终坚持“陕北问题不解决我决不过黄河。”的信念。这样的决心不仅给陕北军民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而且激励着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胜利信心。今天我们缅怀先辈的光辉业绩，就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先辈们的艰苦创业精神。
榆林中学安兵老师历经3年多，行迹遍布当年党中央转战陕北的故迹，亲身考查后，依据了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献资料，才得以完成了此作。文章以党中央转战陕北的足迹和时间为线索，以毛泽东同志为领导的党中央立足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为主轴，详细地记述了党中央转战陕北期间很多不为人知的故事，并且客观地记述了毛泽东同志在陕北指挥的历次战役。
本报在这一历史事件66周年之际，推出安兵老师《从延安王家坪到吴堡园子塔渡口》一书连载，籍此纪念这段我党、我军发展的重要历程，同时也向读者们真实、客观地展现发生在脚下这片热土上的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
一、一位爱穿士兵军服的将军粉墨登场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不久，毛泽东英明地指出：“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所向，士气高涨，经济亦在恢复之中。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
解放区军民遵照毛泽东的教导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弱点，驾驭整个战争。历经8个月的内线作战，虽弃城105座，但歼敌71万余人。蒋介石损兵折将，国民党军士气十分低落。与此同时，在华北、华东、东北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接连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只得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集中了94个旅（占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向解放区东西两翼——山东、陕甘宁两个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而在其它战场上暂取守势。蒋介石的战略企图是：在山东，压迫华东野战军于狭窄的沂蒙山区或把华东野战军赶到黄河以北加以消灭；在陕甘宁边区，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并消灭西北解放军，或逼迫中共领导机关和西北解放军东渡黄河，然后调集兵力进攻华北，进而出关占领东北，达到逐个击破解放军的目的。
为此，蒋介石于2月底，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召到南京，商议攻打延安方案，具体策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
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留下来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老革命根据地，它东临黄河中游晋陕峡谷，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靠长城，包括陕西北部和甘肃、宁夏东部一些地区，共20余个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这块老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八路军抗战的出发地，解放战争初期的大本营。延安为陕甘宁边区首府，又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边区内虽然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物资缺乏，粮食困难，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人民丰衣足食，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保卫幸福生活的自觉性都很高。这是党中央坚守陕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自从蒋介石“四.一二”背叛大革命那天开始，胡宗南就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急先锋，进行内战。
胡宗南早年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面试时被淘汰，只是军校国民党代表，廖仲恺见他求学心切，又有些文化（胡宗南曾在家乡担任过几年小学教师），亲自签条给招考人员，才勉强准许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进入黄埔第一期。凡进入黄埔军校的学员，校长蒋介石都要亲自面谈。当蒋介石知道胡宗南是他的同乡时（胡宗南的家乡在浙江宁波镇海，距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不远），就几次请他到家中作客，有意栽培。胡宗南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网络党羽的班底。后来，胡宗南又成为“复兴社”的秘密骨干，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被迫下野时，胡宗南与朱绍良联络部分黄埔军校学生，极力抗拒李宗仁、白崇喜和何应钦，坚决拥戴蒋介石东山再起。蒋介石发现胡宗南对自己十分效忠，便将自己起家的老本，即国民党军第一师，交给胡宗南统率，使胡宗南军校毕业刚3年，就晋升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不久，蒋介石又提拔胡宗南当了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当军长、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连那些和蒋介石同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将领也望尘莫及。但在连年内战中，胡宗南却又是一个有名的常败将军。1932年至1935年，胡宗南与红军交战，就吃过不少败仗。抗日战争中，又和日军在河南打了几仗，也是屡战屡败，最后躲入潼关，远离抗日战场，在那里养精蓄锐，专门对付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开始，所部多次挑衅边区，破坏国共合作。
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两次阴谋偷袭延安，都被解放军识破，没能得逞。
胡宗南从南京回来后，命令所部进犯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分区，企图吸引边区部队西进，然后乘虚而入，集中主力，偷袭延安。毛泽东、中央军委当即就识破了胡宗南的意图。迅速拟订出周密的部署。3月5日，陇东西华池一仗，我参战部队重创了胡宗南的整编四十八旅，并击毙了该旅旅长何奇，延缓了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成为延安保卫战的预演战。
陇东一战，胡宗南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便开始紧张地策划部署，调兵谴将，一面让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制定进犯陕北的作战计划，一面电召驻军洛阳的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去西安。裴昌会一到，胡宗南即宣布任命他为前线指挥所主任，让他马上赴洛川建立指挥所。让晋南的整编第一军渡河向宜川一带集结；让进犯陇东和布防在关中、咸榆公路两侧的整编二十九军向洛川一带集结。准备进攻延安。
胡宗南估计在陕北的解放军只有2、3万人，自恃兵力占绝对优势，所以敢于在进犯延安的前夕，在前进指挥所的所在地、离延安不远的洛川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所有有关将领和胡宗南的高级幕僚都出席了该会议。
会议是在城西北角的洛川中学举行。在一孔大型石窑洞教室里，摆着一溜学生课桌，桌子右边坐着第一军军长董钊及所属的师长、旅长、参谋长；左边坐着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其所属的师长、旅长、参谋长。董钊和刘戡都是胡宗南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也是胡宗南的得力干将。
一声“胡长官到”的喊声，胡宗南矮胖的身材，气宇轩昂地步入会场，裴昌会、薛敏泉等随之鱼贯而入，全场起立，啪啪鼓掌。胡宗南穿一身黄棉制服，戴一顶士兵棉军帽，和那些挂肩章、勋章的美式装备的高级将领相比，显得格外醒目。胡宗南之所以时常身穿士兵军服，是因为他的戎马生涯一开始就是从沙盘、地图、指挥所干起，军校毕业不久就当了团长，三年后就成了将军，没有经历过士兵和下层军官的军旅生活，胡宗南也感觉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区主帅的缺憾。为了补充士兵气质，他穿上了士兵的军服。胡宗南在陕北战场上的主要对手彭德怀和他的经历恰恰相反，彭德怀在旧军队中（军阀混战中的湘军），从士兵到排长就整整经历了6年，艰苦的士兵生活磨练了他，他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也是一个杰出的将帅，这正是胡宗南所缺少的。
胡宗南大模大样地落座在正中位置上，逐眼扫视了一遍与会者，便清清嗓子说道：“委员长手谕。”一听“委员长”三字，诸军官霍地站起，立正。胡宗南两手微微向下按按，算是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他一字一顿地念着蒋介石的手谕：“此次剿灭陕北共匪，收复延安，事关党国命运，只能成功，不准失败。”接着，胡宗南低声地说：“诸位知道吗？从现在开始，校长就等待我们的喜讯了！”忽啦一声，众将官又习惯性地站立起来，异口同声地喊着：“愿为总裁效劳！愿为党国效劳！”致罢开场白后，胡宗南说道：“下面请薛副参谋长向诸位宣读此次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薛敏泉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把计划和图表等，一一发到军官们手上，然后快步走到挂图的墙根前，神气十足地望了望在座的将军们，手执教鞭指着地图上的延安，说道：“根据绥署掌握的情况，共匪在陕甘宁的总兵力，正规部队只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纵两个旅、教导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共计2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也就是4万多人，据判断，共匪主力正集中在临真镇、金盆湾、南泥湾、劳山一线，部分在延长附近。我军作战序列是这样安排的，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领整编第一师（师长罗列）第一旅（旅长吴俊）、七十八旅（旅长沈策）、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四十七旅（旅长李达），整编九十师（副师长代师长陈武）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共计7个旅组成右兵团，由宜川、龙泉镇出发，在攻占临镇、金盆湾等地后，沿金（盆湾）延（安）大道及其两侧地区向延安进攻，限定到延安东北拐峁地区待命。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共4个旅组成左兵团，由洛川出发，在攻占富县、茶坊、牛武、甘泉等地后，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限定到达延安西北枣园一带地区待命。以整编十七师所属的四十八旅（旅长康庄）八十四旅（旅长张琪）为第二线部队，任务是保护铜川到洛川的公路（因为这条公路是胡宗南部的主要补给线）。另以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一四四旅作为总预备队。”说到此，薛敏泉的教鞭重重地落在地图的一点上，迟迟没有动。他所指的地方，正是毛泽东和解放军总部所居住的枣园、王家坪一带。此刻，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无论是胡宗南，还是裴昌会，不管是董钊，还是刘戡，都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延安，恨不得立刻进到延安城，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最后，胡宗南站立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座的部属，语调蛮狠地说道：“3月12日正式开始攻击。诸位要记住：三日之内占领延安，向校长报喜，向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献厚礼！”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站起说道：“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弹药正在补充中，12日进攻有点仓促。”胡宗南不满地看了一眼王应尊，又问其他将领：“你们其他部队是否都有这样的情况呢？”大家都齐声说：“有。”胡宗南说：“那好，推迟一天。”说完，就再也不想听别的意见了，离开了座位，径直离去。从此以后，在陕北战场胡宗南再也没有召开过类似的高级军事会议。
（二）延安军民严阵以待
3月8日，延安各界在新市场后沟召开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群众动员大会。机关、工厂、学校、部队都参加了，还有四五十里外的农民也赶来参加。共有1万多人。整个会场和附近山坡上都挤得人山人海，红缨枪、步枪以及高高举起的臂膀，表现了边区人民不可抑制的愤怒。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邓颖超等出席大会。会上，周恩来挥动着右臂，声音宏亮地说：“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的边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认为前两次没有来，这次也许不会来。同志们，不要这样想，他是决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因为蒋介石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过去8个月，各解放区消灭了他71万余人，擒获了他一百多个高级将领。所以蒋介石要向我们边区出气。我们陕甘宁边区能让他出气吗？“不让！”到会的军民一阵愤怒的高呼。
周恩来的讲话刚结束，一直紧咬牙关、绷着脸的彭德怀站立起来，大步流星走到主席台前，高声地说道：“11年前红军和敌人是1比20，我们都打了胜仗；现在我们也要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胡宗南胆敢来，我们就把他消灭在这里，到时候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这些极富鼓舞性的话语，让台下的军民情绪高昂，一片山呼海啸声响彻天空。
朱德等也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们号召边区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把胡宗南赶出边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会后延安及边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以及市民、学生、农民都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延安的备战工作进行的有条有理。非战斗人员有序地进行着疏散。在延安大学撤离前的动员大会上，李敷仁校长挥动着有力的拳头，说道：“同学们、同志们，蒋介石、胡宗南不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就要到人民中间去，到那里去办我们的野战大学，在那里向人民群众学习，向解放军学习，而且一定要学好。”会后，师生员工们立即行动起来，连夜进行坚壁清野。粮食埋了，灶具埋了，公物埋了；三窑洞师生们心爱的图书也深埋了。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边区政府、延安市委、新华社、延安中学、延安医专、鲁艺等众多的机关和学校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撤离工作。延安附近的山上、河滩里到处是转移的人群。驴背上驮着熟睡的婴儿，一些伤员也躺在担架上，有四个人抬着，稳步地向前走着。农民们牵着驴、赶着骡，带着零零碎碎的东西，向山里转移着。为了坚壁清野，把胡宗南的军队困死、饿死在延安。边区政府规定：在延安东西南北20里范围内，所有的吃的、用的都要彻底的坚壁起来。边区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不但把米面口袋和家用器具带走，把余粮掩埋，碾盘也就地掩埋，甚至把咸菜缸都搬到深山里去了。就如周恩来所说的：“如果没有延河，胡宗南的兵连口水也喝不上。”
3月11日上午，在延安长住3年之久的美军观察组，匆匆忙忙地坐上飞机撤离了延安，延安军民纷纷议论，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果然，美军观察组离开不到4个小时，几十架美制国民党飞机偷偷地穿过云层，飞临延安上空，俯冲扫射，投下一串串重磅炸弹。隆隆的爆炸声震荡着山川、窑洞，弥漫的尘烟笼罩着山坡、沟渠。在解放军和地方政府人员的精心组织指挥下，人们及时地疏散、卧倒，以避免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开会研究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率领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迁往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去办公。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后沟搬到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次日，这两项决定分别实施。毛泽东到王家坪是为了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住在一起，便于指挥延安保卫战。毛泽东住在军委礼堂旁侧的两孔窑洞里。
（三）毛泽东说：“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
3月13日，蒋介石总攻延安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在天上，他调集了全部空军的五分之三（近百架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并且还将他少的可怜的一点空降部队，调到西安来站脚助威。在地下，他纠集了34个旅25万余人，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主力是南线胡宗南部20个旅17万兵力，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直取延安。另外又让西线的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12个旅6.9万人，向我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进攻；北线榆林的邓宝珊2个旅1.2万人，向我绥德、米脂等地进犯，配合胡宗南的进攻。
那时西北野战部队在延安仅有第一纵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新四旅、教导旅等17000余人，而且装备差，弹药奇缺，每人不到50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20发炮弹。
陕甘宁边区只有160万人口，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虽有晋西北及华北解放区可以支援，但黄河阻隔，路途遥远。西北解放军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均有困难。
蒋介石妄图以压倒优势兵力，进剿西北解放军，消灭不成，压迫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这样他就可以抽出胡宗南这支战略总预备队用于中原或华北战场，加强其机动兵力，挽救全国战局。
14日下午，天阴沉沉的，在王家坪上空突然冒出四架歼击机，其中一架箭一般地俯冲下来，瞄准一排窑洞狂射。院中的一颗大槐树被弹片削去了一大块树皮。飞行员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座院里住着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在王家坪的窑洞里，接见了刚由陇东回到延安的新四旅部分旅团干部。大家纷纷表态：“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决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王震立即回答说：“很好。没有问题。”接着王震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刚任命的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习仲勋也从茶坊策马赶到王家坪。彭德怀给他看了中央16日的命令。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你这是飞马上任，担子重啊！延安我们不守，让胡宗南把这个包袱背上。我们把几十万敌人拖在陕北，一直把他拖垮。只要一个月消灭胡军一个团，三年就可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缓缓地向军委会议室走去。
此次会议主要商榷野战兵团的领导机构和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问题。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非要占延安，不让占看来是不行。让占，蒋介石的阿 θ精神十足，就以为自己胜利了。实际上延安对蒋介石是个包袱，他一定要背我们就让背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辨证的，蒋介石可以进攻边区，可以占领延安，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进入国民党地区，占领南京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我们应当欢迎蒋介石占领延安，这对我们或许是一件好事，对蒋介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继而，毛泽东语调坚决地说道：“蒋介石就要倒霉了，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蒋介石打仗向来是争地盘第一，占延安就是要开庆祝会，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总部已被捣毁，中共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政府剿匪的问题了。我们不同，我们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们的武器，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劳山歼灭仗没有打成，这不要紧，歼敌的机会还会有。但是这个仗要快，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布，向全中国宣布，延安是我们主动撤出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就是他失败的开始。”
接着，周恩来讲了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的军事行动。他说：“敌人很可能从延安东西两个方向进剿我军，这当然有战机可寻，但我军的实力只够一次围歼敌人一至两个旅。因此，必须摸清敌情，诱引敌人分兵，寻找少量敌人或战斗力弱的先打。”彭德怀显然已成竹在 胸，他郑重地说：“主席、周副主席，你们放心好了，好大喜功的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会被胜利冲昏头脑。肯定会寻我主力决战。我军以少许兵力佯装主力向延安西北安塞方向撤退，吸引胡宗南主力部队，然后在延安东北蟠龙川道伏击胡宗南的侧翼部队，胡宗南必定是黄埔一期生，保证主力侧翼安全这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懂的。”说着彭德怀把手指向了作战地图上的“青化砭”。毛泽东、周恩来俯身注视着地图……
此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议成立西北野战军。当时以大区划分的野战军有华东、东北、晋冀鲁豫、华北四大野战军。每支人数都在10万至20万左右，而刚成立的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多人。会上毛泽东说：“对外，我们还是称野战兵团好。”正式命名是在小河前委扩大会议后。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及留守的军委总部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撤离延安，守卫延安的部队于19日凌晨全部撤出防守阵地。下午2时会议结束。叶子龙征询毛泽东意见是不是该出发了？毛泽东挥挥手说：“你们慌什么？还没有看到胡宗南的兵呢？”
下午4时左右，检查完撤退情况的周恩来和王震一道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又就一些具体问题商讨起来。
黄昏临近时，东南方向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逼临延安近郊七里铺了。
最后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和市民、农民连续不断地向东向西转移，老乡们好象搬家一样，有的抱着小孩，有的背着包袱，有的背着锅、碗，有的牵着毛驴、牛、羊，赶着猪，提着鸡，心情沉重地走着。撤离延安揪动着大家的心。他们边走边咒骂着蒋介石、胡宗南。突然，一个身背褡裢的老人说道：“我刚才从王家坪出来的时候，咱毛主席还没走呢！”“咱毛主席还在延安呢？”一个青年人惊奇地问。老人继续说道：“可不是！咱毛主席一定给胡宗南摆下个什么包围阵！一家伙就把他们拾掇了，延安他们不一定站得稳！”听了老人的话，大家一改郁闷的心情，众口同声地说道：“只要有毛主席，延安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天色渐渐地黑了，延安市内除了少数几个扛步枪、拿红缨枪的青年游击队员外，所有的非战斗人员都走光了。在王家坪的中央警卫团战士们早已把背包打好了，牲口驮子也准备停当了，手枪连准备乘卡车，随毛泽东的吉普车走，骑兵连在汽车后面护送。三连、四连准备徒步行动，作最后的战斗掩护。这时，骑兵连、三连、四连都散布在王家坪的后山上、沟口边、延河岸和村边的桃林里。一面严密警戒，一面等待随时出发的命令，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向东转移。
彭德怀刚接完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的电话，快步走出自己的办公窑，紧蹙的眉头说明前方战局危急。到了毛泽东窑洞门口，遇到了警卫参谋龙飞虎，便嗔怒地说：“主席怎么还不走，一分钟也不要逗留了。”龙飞虎难为情地说：“还在和周副主席、王司令谈话呢？我们已经催了几次也不顶事，还是彭总催催吧？”彭德怀快步跨进窑洞。高声地说：“主席，快走，敌人很近了？”毛泽东却心境坦然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周恩来瞧着彭德怀焦虑的神情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王震也说：“那就早一点出发吧！主席你还有什么吩咐！”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焦急地说：“你王胡子，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看着心急火燎的彭德怀，毛泽东又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走的，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彭德怀说：“主席，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替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准呆了，马上给我走，马上给我走！”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这样办，让部队代我看。”
战士们引颈翘望的那孔窑洞，一个高大身姿终于跨出了门槛。毛泽东穿着狐皮大衣，头戴延安土制毡盔帽，脖上围条灰色围巾。走到院中，毛泽东停住脚步不走了，转过身深情地凝视了一会自己的住处，还有那一排排窑洞，对身旁的叶子龙问道：“老乡们同机关人员都走完了吧？”叶子龙回答说：“早就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接着，毛泽东用缓慢低沉的声调说：“你们愿不愿走？我是不愿意走的。”说完他侧身看看周恩来，沉默片刻又喃喃而言：“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彭德怀不答应。今天已经宣布他是司令员了，我惹不起他，只好不看了。”毛泽东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他一甩手，不说了。
临上汽车，毛泽东回过身来，再一次环视着暮色中的山梁田野。一向蔑视强敌的他，虽然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但真要离别居住十年的延安，感情上实在是难以割舍。凤凰山下、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是毛泽东在延安的四处住地。高耸的宝塔山、挺拔的清凉山、苍翠的凤凰山和静静流淌的延河，无不留下毛泽东的足迹。一生驰骋中国大江南北的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读书著述的安宁岁月。除了远行一次重庆外，毛泽东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能听到信天游，能看到羊群、能嗅到糜子、谷子生长气息的黄土地；在这里，毛泽东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理论系统的创立和深化过程。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黄土地凝集了毛泽东太多的情怀……
前面开道的骑兵连出发了，吉普车的马达响了起来，两道炫目的灯光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车缓缓地驶出了王家坪，顺着延河绕过了清凉山，沿延榆公路向东疾驰而去。从此以后，毛泽东踏上了转战陕北的370个日日夜夜的征途。
王震立即回答说：“很好。没有问题。”接着王震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刚任命的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习仲勋也从茶坊策马赶到王家坪。彭德怀给他看了中央16日的命令。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你这是飞马上任，担子重啊！延安我们不守，让胡宗南把这个包袱背上。我们把几十万敌人拖在陕北，一直把他拖垮。只要一个月消灭胡军一个团，三年就可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缓缓地向军委会议室走去。
此次会议主要商榷野战兵团的领导机构和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问题。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非要占延安，不让占看来是不行。让占，蒋介石的阿 Q精神十足，就以为自己胜利了。实际上延安对蒋介石是个包袱，他一定要背我们就让他背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辨证的，蒋介石可以进攻边区，可以占领延安，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进入国民党地区，占领南京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我们应当欢迎蒋介石占领延安，这对我们或许是一件好事，对蒋介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继而，毛泽东语调坚决地说道：“蒋介石就要倒霉了，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蒋介石打仗向来是争地盘第一，占延安就是要开庆祝会，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总部已被捣毁，中共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政府剿匪的问题了。我们不同，我们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们的武器，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劳山歼灭仗没有打成，这不要紧，歼敌的机会还会有。但是这个仗要快，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布，向全中国宣布，延安是我们主动撤出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就是他失败的开始。”
接着，周恩来讲了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的军事行动。他说：“敌人很可能从延安东西两个方向进剿我军，这当然有战机可寻，但我军的实力只够一次围歼敌人一至两个旅。因此，必须摸清敌情，诱引敌人分兵，寻找少量敌人或战斗力弱的先打。”彭德怀显然已成竹在 胸，他郑重地说：“主席、周副主席，你们放心好了，好大喜功的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会被胜利冲昏头脑。肯定会寻我主力决战。我军以少许兵力佯装主力向延安西北安塞方向撤退，吸引胡宗南主力部队，然后在延安东北蟠龙川道伏击胡宗南的侧翼部队，胡宗南必竟是黄埔一期生，保证主力侧翼安全这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懂的。”说着彭德怀把手指向了作战地图上的“青化砭”。毛泽东、周恩来俯身注视着地图……
此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议——成立西北野战军。当时以大区划分的野战军有华东、东北、晋冀鲁豫、华北四大野战军。每支人数都在10万至20万左右，而刚成立的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多人。会上毛泽东说：“对外，我们还是称野战兵团好。”正式命名是在小河前委扩大会议后。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及留守的军委总部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撤离延安，守卫延安的部队于19日凌晨全部撤出防守阵地。下午2时会议结束。叶子龙征询毛泽东意见是不是该出发了？毛泽东挥挥手说：“你们慌什么？还没有看到胡宗南的兵呢？”
下午4时左右，检查完撤退情况的周恩来和王震一道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又就一些具体问题商讨起来。
黄昏临近时，东南方向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逼临延安近郊七里铺了。
最后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和市民、农民连续不断地向东向西转移，老乡们好象搬家一样，有的抱着小孩，有的背着包袱，有的背着锅、碗，有的牵着毛驴、牛、羊，赶着猪，提着鸡，心情沉重地走着。撤离延安揪动着大家的心。他们边走边咒骂着蒋介石和胡宗南。突然，一个身背褡裢的老人说道：“我刚才从王家坪出来的时候，咱毛主席还没走呢！”“咱毛主席还在延安呢？”一个青年惊奇地问。老人继续说道：“可不是！咱毛主席一定给胡宗南摆下个什么包围阵！一家伙就把他们拾掇了，延安他们不一定站得稳！”听了老人的话，大家一改郁闷的心情，众口同声地说道：“只要有毛主席，延安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天色渐渐地黑了，延安市内除了少数几个扛步枪、拿红缨枪的青年游击队员外，所有的非战斗人员都走光了。在王家坪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早已把背包打好了，牲口驮子也准备停当了，手枪连准备乘卡车，随毛泽东的吉普车走，骑兵连在汽车后面护送。三连、四连准备徒步行动，作最后的战斗掩护。这时，骑兵连、三连、四连都散布在王家坪的后山上、沟口边、延河岸和村边的桃林里。一面严密警戒，一面等待随时出发的命令，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向东转移。
彭德怀刚接完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的电话，快步走出自己的办公窑，紧蹙的眉头说明前方战局危急。到了毛泽东窑洞门口，遇到了警卫参谋龙飞虎，便嗔怒地说：“主席怎么还不走，一分钟也不要逗留了。”龙飞虎难为情地说：“还在和周副主席、王司令谈话呢，我们已经催了几次也不顶事，还是彭总催催吧。”彭德怀快步跨进窑洞。高声地说：“主席，快走，敌人很近了？”毛泽东却心境坦然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周恩来瞧着彭德怀焦虑的神情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王震也说：“那就早一点出发吧！主席你还有什么吩咐！”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焦急地说：“你王胡子，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看着心急火燎的彭德怀，毛泽东又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走的，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彭德怀说：“主席，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替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准呆了，马上给我走，马上给我走！”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这样办，让部队代我看。”
战士们引颈翘望的那孔窑洞，一个高大的身姿终于跨出了门槛。毛泽东穿着狐皮大衣，头戴延安土制毡盔帽，脖上围条灰色围巾。走到院中，毛泽东停住脚步不走了，转过身深情地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住处，还有那一排排窑洞，对身旁的叶子龙问道：“老乡们同机关人员都走完了吧？”叶子龙回答说：“早就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接着，毛泽东用缓慢低沉的声调说：“你们愿不愿走？我是不愿意走的。”说完他侧身看看周恩来，沉默片刻又喃喃而言：“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彭德怀不答应。今天已经宣布他是司令员了，我惹不起他，只好不看了。”毛泽东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他一甩手，不说了。
临上汽车，毛泽东回过身来，再一次环视着暮色中的山梁田野。一向蔑视强敌的他，虽然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但真要离别居住十年的延安，感情上实在是难以割舍。凤凰山下、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是毛泽东在延安的四处住地。高耸的宝塔山、挺拔的清凉山、苍翠的凤凰山和静静流淌的延河，无不留下毛泽东的足迹。一生驰骋中国大江南北的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读书著述的安宁岁月。除了远行一次重庆外，毛泽东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能听到信天游，能看到羊群、能嗅到糜子、谷子生长气息的黄土地；在这里，毛泽东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理论系统的创立和深化过程。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黄土地凝集了毛泽东太多的情怀……
前面开道的骑兵连出发了，吉普车的马达响了起来，两道炫目的灯光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车缓缓地驶出了王家坪，顺着延河绕过了清凉山，沿延榆公路向东疾驰而去。从此以后，毛泽东踏上了转战陕北的370个日日夜夜的征途。
汽车沿着延榆公路奔弛着。东南方向浓烟滚滚，烈火熊熊，隆隆的炮声夹杂着哒哒的机枪声一阵 紧过一阵。战火已烧到延安门口了。
一路上大家的心情很不平静。王震坐在毛泽东身后，一直在聚精会神地思考着什么。
到了姚店岔路口王震要回甘谷驿第二纵驻地，毛泽东亲自下车送王震，他俩边走边谈，毛泽东嘱咐王震说：“我们放弃延安，许多同志思想一时拐不过弯来，回去后要向干部战士讲清楚，放弃延安是为了更好地歼灭敌人。”停顿片刻，毛泽东又说：“我和你们一起坚持在陕北斗争，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王震恳切地说道：“主席的决定很英明，延安这个包袱叫胡宗南背上，我们再牵住他的鼻子，狠狠地揍他。不过，主席啊！你还是早些到河东去指挥好。”毛泽东微笑地说道：“呵！你是担心我的安全呢？这完全可以放心。胡宗南还是过去的胡宗南嘛，他拿我是没有办法的！”毛泽东接着又叮嘱王震说：“下一仗是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好，这一仗打好了，对蒋介石是当头一棒，对部队和群众也是个很大的鼓舞。”王震信心百倍地回答道：“有主席亲自指挥，这一仗一定能打胜！”说完毛泽东和王震握手告别，毛泽东目送着王震骑着马向东驶去。
延榆公路在这里折北深入蟠龙川道。毛泽东登上吉普车向北驰去。川道两面是大山，中间夹着河谷，延榆公路沿河谷蜿蜒。汽车在坎坷不平的公路上奔驰着。路上走着许多白天由延安附近转移出来的老百姓。到了青化砭，毛泽东让司机周西林把车开得慢一点，透过车窗，在车灯光的照耀下，凝神地看着外面掠过的河川、山梁，感慨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一抵玉皇庙，汽车离开了蟠龙川，拐进九曲十八盘的鲍家河山，一层高过一层。因怕暴露目标被敌人发现，所以车灯不能开。直到翻过山，到了北坡，再没有敌情顾虑了，刚打开车灯，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安稳地飞驰下山，就像打滑梯一样。
19日凌晨，毛泽东一行抵达延川县刘家渠。刘家渠在延安到永坪的路边上，距延安70公里，距永坪4公里。毛泽东住的院子里有两孔窑洞，毛泽东住右边的那孔窑洞，窑主是刘月吉。
19日中午，坐镇洛川的胡宗南，接到董钊关于整编第一旅进占延安的电报后，高兴的不知所措，急忙走进作战室，叫来西安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薛敏泉，说道：“快！给南京发电，向校长报喜。”薛敏泉赶忙示意作战参谋和发报员，做好记录和发报准备。胡宗南仰起脸，踱着步，一字一句地口述道：“蒋委员长台鉴：我军经7昼夜激战，第一旅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胡宗南。”
薛敏泉轻轻地走到胡宗南身边耳语到：“胡长官，国防部、参谋总部和委员长似乎都知道，共军在延安的总兵力也不过三四万人。”胡宗南把眼睛一瞪说：“他们不会增援，还有大批民兵呢。再说，党国需要大量歼灭共军，校长需要大批歼敌的好消息，也让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勇猛善战的西北军。”薛敏泉默默不吭声了。
胡宗南的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上时，蒋介石久久地盯着那两行字发痴，好一会，他才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恢复了常态。多少年来延安一直是蒋介石的心头大患。
自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冲破蒋介石重兵的围追堵截行程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吴起镇开始，陕北革命根据地就成为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首府延安，从抗战开始，一直是毛泽东、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军队总部居住地。是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中枢，也是全国各根据地、解放区的政治中心。
为了夺取这块根据地，蒋介石费尽心思，1936年12月亲赴西安，督促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进攻陕北，由此引发的“西安事变”，让蒋介石险些丢了性命。今日，胡宗南率部占领延安，终是一解心头之恨，也为消灭共产党带来了一丝希望。
想到此，蒋介石提起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这样几行字迹：“宗南：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积愤，特堪嘉尚，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中正。”
在洛川前线指挥所的胡宗南19日当天即收到蒋介石的复电，看完电报后，胡宗南憋在心里的喜悦一迸而发，他仰面大笑，对身边的部属说：“校长比我想象的还要满意，还要乐观，证明我们对胜利的估计是不足的。”这时，国防部授予胡宗南河图大勋章一枚、晋升陆军上将的电令也到了，这更使得胡宗南激动不已。这也使胡宗南成为黄埔学生中第一个荣升上将军衔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可想蒋介石对占领延安的重视。
19日深夜，西安电台以《攻克赤都延安大捷》为题，播发了胡宗南占领延安的消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随即大肆渲染，各电台广播、大报小报刊登，简直把“延安大捷”吹得天花乱坠，神乎其神。
国防部新闻局还专门编印了一本叫做《收复延安》的小册子，书中胡吹什么陕北共军“被俘及投诚达万余名”，“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及教二旅全部被歼”。
同时各地祝捷电报如雪片一般向洛川前进指挥所飞来，有军政界的、有同学的、有同乡的、有亲朋好友的，胡宗南看都看不过来，他随便挑看了几封，不禁哑然失笑地对身旁的薛敏泉说道：“这些电文怎么都像一个人起草的，连用词都千篇一律。”在一片纷杂的喧闹声中，胡宗南俨然成了一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
这个“胜利”的消息一传开，上海、南京一带的中外记者，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组织他们到西安去采访和参观战绩。国防部为了扩大影响，自然求之不得，就将此事电告胡宗南。这下可把胡宗南急坏了，记者到哪里去参观“战俘”、“战绩”呢？他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立即召集绥署处长以上人员研究对策。
胡宗南在宣读国防部电令后，说道：“诸位均知，我们拿下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实际上是座空城，为了诸位的利益，也为了党国的利益，我们做了一些扩大的宣传。这次中外记者来参观采访，我们一定要慎重准备，不得有误。绝对不允许泄露真情，违者军法论处。现在请诸位发表高见。”薛敏泉马上提出一个关键性的问题，他说：“现在的首要问题是，这次记者来，是到实地去呢？还是让他们到西安活动呢？”胡宗南的“智囊团”团长、绥署秘书长赵文龙首先发言说：“我认为到延安实地参观有利。第一，让这批记者到延安，就说明共匪的老巢被我们端了；第二，有些事情在前方易于处理。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就不会露出破绽。”在坐的纷纷表态，同意赵秘书长的建议，在前方容易捏造战绩，所以让记者们到延安现场去参观。胡宗南当场指定绥署第一处处长刘庆曾和宣传处处长王超凡负责，连夜筹备，搞一个“战绩陈列室”。最后，胡宗南再次强调：“这次接待任务责任重大，关系到我们绥署的声誉，关系到党国的脸面，只能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不许有百分之一的失误！”一场中外历史上罕有的“战绩”造假闹剧开始了。
这差使可不好办，两个处长绞尽脑汁，总算想出个办法：在延安周围设“战俘管理处”10个，把在延安附近抓来的500多名壮丁作为骨干，另外从整编二十七师挑选了机灵一点的士兵1500名，混合组编了几个俘虏队，分为大队、中队和班。进行了一番特种训练，让他们穿上杂色的军服（西北野战部队各旅是由晋绥、晋察冀部队组成，所以军服服式、颜色不统一），装作俘虏，应付记者。各队长向这些所谓的“俘虏”说：“不久外边的人要来参观，他们来了要问你们，你们就说是解放军的俘虏，说错了就要枪毙！”并给这些“俘虏”分了工，有的是三五八旅的，有的是教导旅的。还对教导旅的“俘虏”说：“人家要问你们旅长是谁，你们就说是罗元发，在金盆湾被打死了，全旅都被歼灭了。如果问起连排长的名字，你们就随便编一个！”另外，他们还抓来一些妇女，剪短了头发，冒充解放军女兵，人数不够，就让自己的女兵去充数。
国防部新闻局局长邓文仪领导的“中外记者团”、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领导的“陕西视察团”以及“武汉学生参观团”、“京沪慰问团”等都来了。这下可忙坏了“战俘管理处”的负责人。他们提心吊胆的招待这些团体，生怕这些假俘虏给他们揭了底。哪知道天不从人愿怕出岔子岔子就出来了。
面对提问，讲解员只得支支吾吾地搪塞。这些武器都是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七师的。在参观“俘虏”时，有的记者发现，同一个俘虏在几处“战俘管理处”出现（因为俘虏人数有限，一个顶几个用）。于是有的记者就奇怪地问：“我昨天不是在某某战俘管理处见过你吗？那个假俘虏由于事先没有训练过这个项目，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得挺起胸脯站着不吱声。记者们似乎也悟出点原因来了。还有一个美国记者问一个“俘虏”说：“你是干什么的？”“俘虏”说：“我是个俘虏。”“过去是做什么的？”“当民兵。”“民兵做什么？”“就是开了两年荒。”这句话，惹得参观的人仰天大笑。
解放区军民遵照毛泽东的教导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城市或地方为主要目标，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弱点，驾驭整个战争。历经8个月的内线作战，虽弃城105座，但歼敌71万余人。蒋介石损兵折将，国民党军士气十分低落。与此同时，在华北、华东、东北各个战场上，国民党军接连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只得把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
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集中了94个旅（占进攻解放区总兵力的43%），向解放区东西两翼——山东、陕甘宁两个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而在其它战场上暂取守势。蒋介石的战略企图是：在山东，压迫华东野战军于狭窄的沂蒙山区或把华东野战军赶到黄河以北加以消灭；在陕甘宁边区，攻占延安，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和解放军总部，并消灭西北解放军，或逼迫中共领导机关和西北解放军东渡黄河，然后调集兵力进攻华北，进而出关占领东北，达到逐个击破解放军的目的。
为此，蒋介石于2月底，将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召到南京，商议攻打延安方案，具体策划进犯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部署。
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保留下来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老革命根据地，它东临黄河中游晋陕峡谷，西抵环江，南至渭北山地，北靠长城，包括陕西北部和甘肃、宁夏东部一些地区，共20余个县，面积约10万平方公里，人口160余万。这块老革命根据地，是红军长征的落脚地，八路军抗战的出发地，解放战争初期的大本营。延安为陕甘宁边区首府，又是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成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文化中心。边区内虽然沟壑纵横，土地贫瘠，物资缺乏，粮食困难，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十多年的建设，人民丰衣足食，政治觉悟、组织程度和保卫幸福生活的自觉性都很高。这是党中央坚守陕北，并最终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
胡宗南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自从蒋介石“四.一二”背叛大革命那天开始，胡宗南就一直充当蒋介石的急先锋，进行内战。
胡宗南早年投考黄埔军校，因为身材矮小，面试时被淘汰，只是军校国民党代表，廖仲恺见他求学心切，又有些文化（胡宗南曾在家乡担任过几年小学教师），亲自签条给招考人员，才勉强准许参加考试，考试合格，进入黄埔第一期。凡进入黄埔军校的学员，校长蒋介石都要亲自面谈。当蒋介石知道胡宗南是他的同乡时（胡宗南的家乡在浙江宁波镇海，距蒋介石的家乡奉化不远），就几次请他到家中作客，有意栽培。胡宗南很快就成了蒋介石网络党羽的班底。后来，胡宗南又成为“复兴社”的秘密骨干，蒋介石的“十三太保”之一。特别是在蒋介石第一次被迫下野时，胡宗南与朱绍良联络部分黄埔军校学生，极力抗拒李宗仁、白崇喜和何应钦，坚决拥戴蒋介石东山再起。蒋介石发现胡宗南对自己十分效忠，便将自己起家的老本，即国民党军第一师，交给胡宗南统率，使胡宗南军校毕业刚3年，就晋升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不久，蒋介石又提拔胡宗南当了第一军军长。胡宗南是黄埔学生中，第一个当军长、集团军司令、战区司令的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连那些和蒋介石同一时期的国民党军将领也望尘莫及。但在连年内战中，胡宗南却又是一个有名的常败将军。1932年至1935年，胡宗南与红军交战，就吃过不少败仗。抗日战争中，又和日军在河南打了几仗，也是屡战屡败，最后躲入潼关，远离抗日战场，在那里养精蓄锐，专门对付陕甘宁边区。从1938年开始，所部多次挑衅边区，破坏国共合作。
解放战争初期，胡宗南两次阴谋偷袭延安，都被解放军识破，没能得逞。
胡宗南从南京回来后，命令所部进犯陕甘宁边区的陇东分区，企图吸引边区部队西进，然后乘虚而入，集中主力，偷袭延安。毛泽东、中央军委当即就识破了胡宗南的意图。迅速拟订出周密的部署。3月5日，陇东西华池一仗，我参战部队重创了胡宗南的整编四十八旅，并击毙了该旅旅长何奇，延缓了胡宗南对延安的进攻，成为延安保卫战的预演战。
陇东一战，胡宗南没有得到什么便宜，便开始紧张地策划部署，调兵谴将，一面让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制定进犯陕北的作战计划，一面电召驻军洛阳的西安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去西安。裴昌会一到，胡宗南即宣布任命他为前线指挥所主任，让他马上赴洛川建立指挥所。让晋南的整编第一军渡河向宜川一带集结；让进犯陇东和布防在关中、咸榆公路两侧的整编二十九军向洛川一带集结。准备进攻延安。
胡宗南估计在陕北的解放军只有2、3万人，自恃兵力占绝对优势，所以敢于在进犯延安的前夕，在前进指挥所的所在地、离延安不远的洛川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所有有关将领和胡宗南的高级幕僚都出席了该会议。
会议是在城西北角的洛川中学举行。在一孔大型石窑洞教室里，摆着一溜学生课桌，桌子右边坐着第一军军长董钊及所属的师长、旅长、参谋长；左边坐着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及其所属的师长、旅长、参谋长。董钊和刘戡都是胡宗南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学，也是胡宗南的得力干将。
一声“胡长官到”的喊声，胡宗南矮胖的身材，气宇轩昂地步入会场，裴昌会、薛敏泉等随之鱼贯而入，全场起立，啪啪鼓掌。胡宗南穿一身黄棉制服，戴一顶士兵棉军帽，和那些挂肩章、勋章的美式装备的高级将领相比，显得格外醒目。胡宗南之所以时常身穿士兵军服，是因为他的戎马生涯一开始就是从沙盘、地图、指挥所干起，军校毕业不久就当了团长，三年后就成了将军，没有经历过士兵和下层军官的军旅生活，胡宗南也感觉到这一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战区主帅的缺憾。为了补充士兵气质，他穿上了士兵的军服。胡宗南在陕北战场上的主要对手彭德怀和他的经历恰恰相反，彭德怀在旧军队中（军阀混战中的湘军），从士兵到排长就整整经历了6年，艰苦的士兵生活磨练了他，他是一个真正的士兵，也是一个杰出的将帅，这正是胡宗南所缺少的。
胡宗南大模大样地落座在正中位置上，逐眼扫视了一遍与会者，便清清嗓子说道：“委员长手谕。”一听“委员长”三字，诸军官霍地站起，立正。胡宗南两手微微向下按按，算是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他一字一顿地念着蒋介石的手谕：“此次剿灭陕北共匪，收复延安，事关党国命运，只能成功，不准失败。”接着，胡宗南低声地说：“诸位知道吗？从现在开始，校长就等待我们的喜讯了！”忽啦一声，众将官又习惯性地站立起来，异口同声地喊着：“愿为总裁效劳！愿为党国效劳！”致罢开场白后，胡宗南说道：“下面请薛副参谋长向诸位宣读此次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薛敏泉急忙从椅子上站起，把计划和图表等，一一发到军官们手上，然后快步走到挂图的墙根前，神气十足地望了望在座的将军们，手执教鞭指着地图上的延安，说道：“根据绥署掌握的情况，共匪在陕甘宁的总兵力，正规部队只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一纵两个旅、教导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共计2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也就是4万多人，据判断，共匪主力正集中在临真镇、金盆湾、南泥湾、劳山一线，部分在延长附近。我军作战序列是这样安排的，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率领整编第一师（师长罗列）第一旅（旅长吴俊）、七十八旅（旅长沈策）、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四十七旅（旅长李达），整编九十师（副师长代师长陈武）五十三旅（旅长邓宏仪）、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共计7个旅组成右兵团，由宜川、龙泉镇出发，在攻占临镇、金盆湾等地后，沿金（盆湾）延（安）大道及其两侧地区向延安进攻，限定到延安东北拐峁地区待命。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领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共4个旅组成左兵团，由洛川出发，在攻占富县、茶坊、牛武、甘泉等地后，沿咸榆公路及其两侧地区向延安攻击前进，限定到达延安西北枣园一带地区待命。以整编十七师所属的四十八旅（旅长康庄）八十四旅（旅长张琪）为第二线部队，任务是保护铜川到洛川的公路（因为这条公路是胡宗南部的主要补给线）。另以整编七十六师二十四旅（旅长张新）、一四四旅作为总预备队。”说到此，薛敏泉的教鞭重重地落在地图的一点上，迟迟没有动。他所指的地方，正是毛泽东和解放军总部所居住的枣园、王家坪一带。此刻，这些蒋介石的嫡系将领，无论是胡宗南，还是裴昌会，不管是董钊，还是刘戡，都将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延安，恨不得立刻进到延安城，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
最后，胡宗南站立起来，环顾了一下在座的部属，语调蛮狠地说道：“3月12日正式开始攻击。诸位要记住：三日之内占领延安，向校长报喜，向本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献厚礼！”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站起说道：“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弹药正在补充中，12日进攻有点仓促。”胡宗南不满地看了一眼王应尊，又问其他将领：“你们其他部队是否都有这样的情况呢？”大家都齐声说：“有。”胡宗南说：“那好，推迟一天。”说完，就再也不想听别的意见了，离开了座位，径直离去。从此以后，在陕北战场胡宗南再也没有召开过类似的高级军事会议
。
（二）延安军民严阵以待
3月8日，延安各界在新市场后沟召开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群众动员大会。机关、工厂、学校、部队都参加了，还有四五十里外的农民也赶来参加。共有1万多人。整个会场和附近山坡上都挤得人山人海，红缨枪、步枪以及高高举起的臂膀，表现了边区人民不可抑制的愤怒。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此起彼伏，绵延不绝。
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伯渠、邓颖超等出席大会。会上，周恩来挥动着右臂，声音宏亮地说：“蒋介石、胡宗南要来进攻我们的边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许多人认为前两次没有来，这次也许不会来。同志们，不要这样想，他是决定要来的。为什么要来？因为蒋介石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打了败仗，过去8个月，各解放区消灭了他71万余人，擒获了他一百多个高级将领。所以蒋介石要向我们边区出气。我们陕甘宁边区能让他出气吗？”“不让！”到会的军民一阵愤怒的高呼。
周恩来的讲话刚结束，一直紧咬牙关、绷着脸的彭德怀站立起来，大步流星走到主席台前，高声地说道：“11年前红军和敌人是1比20，我们都打了胜仗；现在我们也要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胡宗南胆敢来，我们就把他消灭在这里，到时候恐怕我们要打到西安去了。”这些极富鼓舞性的话语，让台下的军民情绪高昂，一片山呼海啸声响彻天空。
朱德等也发表慷慨激昂的讲话。他们号召边区人民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把胡宗南赶出边区，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
会后延安及边区的各级党政机关、各行各业以及市民、学生、农民都紧锣密鼓地行动起来。延安的备战工作进行的有条有理。非战斗人员有序地进行着疏散。在延安大学撤离前的动员大会上，李敷仁校长挥动着有力的拳头，说道：“同学们、同志们，蒋介石、胡宗南不让我们在这里学习，我们就要到人民中间去，到那里去办我们的野战大学，在那里向人民群众学习，向解放军学习，而且一定要学好。”会后，师生员工们立即行动起来，连夜进行坚壁清野。粮食埋了，灶具埋了，公物埋了；三窑洞师生们心爱的图书也深埋了。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边区政府、延安市委、新华社、延安中学、延安医专、鲁艺等众多的机关和学校都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撤离工作。延安附近的山上、河滩里到处是转移的人群。驴背上驮着熟睡的婴儿，一些伤员也躺在担架上，有四个人抬着，稳步地向前走着。农民们牵着驴、赶着骡，带着零零碎碎的东西，向山里转移着。为了坚壁清野，把胡宗南的军队困死、饿死在延安。边区政府规定：在延安东西南北20里范围内，所有的吃的、用的都要彻底的坚壁起来。边区人民响应政府的号召，不但把米面口袋和家用器具带走，把余粮掩埋，碾盘也就地掩埋，甚至把咸菜缸都搬到深山里去了。就如周恩来所说的：“如果没有延河，胡宗南的兵连口水也喝不上。”
3月11日上午，在延安长住3年之久的美军观察组，匆匆忙忙地坐上飞机撤离了延安，延安军民纷纷议论，这是一个不祥的兆头。果然，美军观察组离开不到4个小时，几十架美制国民党飞机偷偷地穿过云层，飞临延安上空，俯冲扫射，投下一串串重磅炸弹。隆隆的爆炸声震荡着山川、窑洞，弥漫的尘烟笼罩着山坡、沟渠。在解放军和地方政府人员的精心组织指挥下，人们及时地疏散、卧倒，以避免飞机的轰炸和扫射。
同一天，毛泽东主持开会研究决定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叶剑英等率领中央机关一部分人员迁往瓦窑堡附近的王家沟去办公。毛泽东、周恩来从枣园后沟搬到军委总部所在地——王家坪。次日，这两项决定分别实施。毛泽东到王家坪是为了和彭德怀副总司令住在一起，便于指挥延安保卫战。毛泽东住在军委礼堂旁侧的两孔窑洞里。
（三）毛泽东说：“我们要拿一个延安，换一个全中国”
3月13日，蒋介石总攻延安的军事行动开始了。在天上，他调集了全部空军的五分之三（近百架飞机），对延安及其附近地区进行狂轰滥炸。并且还将他少的可怜的一点空降部队，调到西安来站脚助威。在地下，他纠集了34个旅25万余人，组成南、西、北三个集团。主力是南线胡宗南部20个旅17万兵力，自洛川、宜川之线北犯，直取延安。另外又让西线的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12个旅6.9万人，向我陇东分区和三边分区进攻；北线榆林的邓宝珊2个旅1.2万人，向我绥德、米脂等地进犯，配合胡宗南的进攻。
那时西北野战部队在延安仅有第一纵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和新四旅、教导旅等17000余人，而且装备差，弹药奇缺，每人不到50发子弹，有的迫击炮只有20发炮弹。
陕甘宁边区只有160万人口，土地贫瘠，经济落后，虽有晋西北及华北解放区可以支援，但黄河阻隔，路途遥远。西北解放军兵员补充、物资供应均有困难。
蒋介石妄图以压倒优势兵力，进剿西北解放军，消灭不成，压迫中共中央、解放军总部到黄河以东。这样他就可以抽出胡宗南这支战略总预备队用于中原或华北战场，加强其机动兵力，挽救全国战局。
14日下午，天阴沉沉的，在王家坪上空突然冒出四架歼击机，其中一架箭一般地俯冲下来，瞄准一排窑洞狂射。院中的一颗大槐树被弹片削去了一大块树皮。飞行员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在这座院里住着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
晚上，毛泽东在王家坪的窑洞里，接见了刚由陇东回到延安的新四旅部分旅团干部。大家纷纷表态：“哪怕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也要坚决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王震立即回答说：“很好。没有问题。”接着王震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刚任命的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习仲勋也从茶坊策马赶到王家坪。彭德怀给他看了中央16日的命令。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你这是飞马上任，担子重啊！延安我们不守，让胡宗南把这个包袱背上。我们把几十万敌人拖在陕北，一直把他拖垮。只要一个月消灭胡军一个团，三年就可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缓缓地向军委会议室走去。
此次会议主要商榷野战兵团的领导机构和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问题。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非要占延安，不让占看来是不行。让占，蒋介石的阿 θ精神十足，就以为自己胜利了。实际上延安对蒋介石是个包袱，他一定要背我们就让背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辨证的，蒋介石可以进攻边区，可以占领延安，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进入国民党地区，占领南京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我们应当欢迎蒋介石占领延安，这对我们或许是一件好事，对蒋介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继而，毛泽东语调坚决地说道：“蒋介石就要倒霉了，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蒋介石打仗向来是争地盘第一，占延安就是要开庆祝会，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总部已被捣毁，中共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政府剿匪的问题了。我们不同，我们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们的武器，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劳山歼灭仗没有打成，这不要紧，歼敌的机会还会有。但是这个仗要快，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布，向全中国宣布，延安是我们主动撤出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就是他失败的开始。”
接着，周恩来讲了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的军事行动。他说：“敌人很可能从延安东西两个方向进剿我军，这当然有战机可寻，但我军的实力只够一次围歼敌人一至两个旅。因此，必须摸清敌情，诱引敌人分兵，寻找少量敌人或战斗力弱的先打。”彭德怀显然已成竹在 胸，他郑重地说：“主席、周副主席，你们放心好了，好大喜功的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会被胜利冲昏头脑。肯定会寻我主力决战。我军以少许兵力佯装主力向延安西北安塞方向撤退，吸引胡宗南主力部队，然后在延安东北蟠龙川道伏击胡宗南的侧翼部队，胡宗南必定是黄埔一期生，保证主力侧翼安全这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懂的。”说着彭德怀把手指向了作战地图上的“青化砭”。毛泽东、周恩来俯身注视着地图……
此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议成立西北野战军。当时以大区划分的野战军有华东、东北、晋冀鲁豫、华北四大野战军。每支人数都在10万至20万左右，而刚成立的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多人。会上毛泽东说：“对外，我们还是称野战兵团好。”正式命名是在小河前委扩大会议后。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及留守的军委总部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撤离延安，守卫延安的部队于19日凌晨全部撤出防守阵地。下午2时会议结束。叶子龙征询毛泽东意见是不是该出发了？毛泽东挥挥手说：“你们慌什么？还没有看到胡宗南的兵呢？”
下午4时左右，检查完撤退情况的周恩来和王震一道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又就一些具体问题商讨起来。
黄昏临近时，东南方向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逼临延安近郊七里铺了。
最后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和市民、农民连续不断地向东向西转移，老乡们好象搬家一样，有的抱着小孩，有的背着包袱，有的背着锅、碗，有的牵着毛驴、牛、羊，赶着猪，提着鸡，心情沉重地走着。撤离延安揪动着大家的心。他们边走边咒骂着蒋介石、胡宗南。突然，一个身背褡裢的老人说道：“我刚才从王家坪出来的时候，咱毛主席还没走呢！”“咱毛主席还在延安呢？”一个青年人惊奇地问。老人继续说道：“可不是！咱毛主席一定给胡宗南摆下个什么包围阵！一家伙就把他们拾掇了，延安他们不一定站得稳！”听了老人的话，大家一改郁闷的心情，众口同声地说道：“只要有毛主席，延安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天色渐渐地黑了，延安市内除了少数几个扛步枪、拿红缨枪的青年游击队员外，所有的非战斗人员都走光了。在王家坪的中央警卫团战士们早已把背包打好了，牲口驮子也准备停当了，手枪连准备乘卡车，随毛泽东的吉普车走，骑兵连在汽车后面护送。三连、四连准备徒步行动，作最后的战斗掩护。这时，骑兵连、三连、四连都散布在王家坪的后山上、沟口边、延河岸和村边的桃林里。一面严密警戒，一面等待随时出发的命令，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向东转移。
彭德怀刚接完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的电话，快步走出自己的办公窑，紧蹙的眉头说明前方战局危急。到了毛泽东窑洞门口，遇到了警卫参谋龙飞虎，便嗔怒地说：“主席怎么还不走，一分钟也不要逗留了。”龙飞虎难为情地说：“还在和周副主席、王司令谈话呢？我们已经催了几次也不顶事，还是彭总催催吧？”彭德怀快步跨进窑洞。高声地说：“主席，快走，敌人很近了？”毛泽东却心境坦然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周恩来瞧着彭德怀焦虑的神情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王震也说：“那就早一点出发吧！主席你还有什么吩咐！”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焦急地说：“你王胡子，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看着心急火燎的彭德怀，毛泽东又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走的，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彭德怀说：“主席，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替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准呆了，马上给我走，马上给我走！”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这样办，让部队代我看。”
战士们引颈翘望的那孔窑洞，一个高大身姿终于跨出了门槛。毛泽东穿着狐皮大衣，头戴延安土制毡盔帽，脖上围条灰色围巾。走到院中，毛泽东停住脚步不走了，转过身深情地凝视了一会自己的住处，还有那一排排窑洞，对身旁的叶子龙问道：“老乡们同机关人员都走完了吧？”叶子龙回答说：“早就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接着，毛泽东用缓慢低沉的声调说：“你们愿不愿走？我是不愿意走的。”说完他侧身看看周恩来，沉默片刻又喃喃而言：“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彭德怀不答应。今天已经宣布他是司令员了，我惹不起他，只好不看了。”毛泽东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他一甩手，不说了。
临上汽车，毛泽东回过身来，再一次环视着暮色中的山梁田野。一向蔑视强敌的他，虽然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但真要离别居住十年的延安，感情上实在是难以割舍。凤凰山下、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是毛泽东在延安的四处住地。高耸的宝塔山、挺拔的清凉山、苍翠的凤凰山和静静流淌的延河，无不留下毛泽东的足迹。一生驰骋中国大江南北的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读书著述的安宁岁月。除了远行一次重庆外，毛泽东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能听到信天游，能看到羊群、能嗅到糜子、谷子生长气息的黄土地；在这里，毛泽东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理论系统的创立和深化过程。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黄土地凝集了毛泽东太多的情怀……
前面开道的骑兵连出发了，吉普车的马达响了起来，两道炫目的灯光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车缓缓地驶出了王家坪，顺着延河绕过了清凉山，沿延榆公路向东疾驰而去。从此以后，毛泽东踏上了转战陕北的370个日日夜夜的征途。
王震立即回答说：“很好。没有问题。”接着王震向毛泽东汇报了部队的情况。刚任命的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习仲勋也从茶坊策马赶到王家坪。彭德怀给他看了中央16日的命令。毛泽东对习仲勋说：“你这是飞马上任，担子重啊！延安我们不守，让胡宗南把这个包袱背上。我们把几十万敌人拖在陕北，一直把他拖垮。只要一个月消灭胡军一个团，三年就可收复延安。”随后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缓缓地向军委会议室走去。
此次会议主要商榷野战兵团的领导机构和撤出延安后的作战问题。会议开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蒋介石非要占延安，不让占看来是不行。让占，蒋介石的阿 Q精神十足，就以为自己胜利了。实际上延安对蒋介石是个包袱，他一定要背我们就让他背上。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辨证的，蒋介石可以进攻边区，可以占领延安，那么，我们为什么就不可以进入国民党地区，占领南京呢？来而不往非礼也嘛！我们应当欢迎蒋介石占领延安，这对我们或许是一件好事，对蒋介石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继而，毛泽东语调坚决地说道：“蒋介石就要倒霉了，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蒋介石打仗向来是争地盘第一，占延安就是要开庆祝会，要向全世界宣布：中共总部已被捣毁，中共政权已经不复存在了，剩下的就是政府剿匪的问题了。我们不同，我们是要俘虏他的兵，缴获他们的武器，消灭他们的有生力量。劳山歼灭仗没有打成，这不要紧，歼敌的机会还会有。但是这个仗要快，我们要向全世界宣布，向全中国宣布，延安是我们主动撤出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就是他失败的开始。”
接着，周恩来讲了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的军事行动。他说：“敌人很可能从延安东西两个方向进剿我军，这当然有战机可寻，但我军的实力只够一次围歼敌人一至两个旅。因此，必须摸清敌情，诱引敌人分兵，寻找少量敌人或战斗力弱的先打。”彭德怀显然已成竹在 胸，他郑重地说：“主席、周副主席，你们放心好了，好大喜功的胡宗南占领延安后，会被胜利冲昏头脑。肯定会寻我主力决战。我军以少许兵力佯装主力向延安西北安塞方向撤退，吸引胡宗南主力部队，然后在延安东北蟠龙川道伏击胡宗南的侧翼部队，胡宗南必竟是黄埔一期生，保证主力侧翼安全这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懂的。”说着彭德怀把手指向了作战地图上的“青化砭”。毛泽东、周恩来俯身注视着地图……
此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决议——成立西北野战军。当时以大区划分的野战军有华东、东北、晋冀鲁豫、华北四大野战军。每支人数都在10万至20万左右，而刚成立的西北野战军只有2万多人。会上毛泽东说：“对外，我们还是称野战兵团好。”正式命名是在小河前委扩大会议后。会议最后决定毛泽东、周恩来及留守的军委总部在会议结束后立即撤离延安，守卫延安的部队于19日凌晨全部撤出防守阵地。下午2时会议结束。叶子龙征询毛泽东意见是不是该出发了？毛泽东挥挥手说：“你们慌什么？还没有看到胡宗南的兵呢？”
下午4时左右，检查完撤退情况的周恩来和王震一道走进毛泽东的窑洞，又就一些具体问题商讨起来。
黄昏临近时，东南方向传来了一阵紧似一阵的枪炮声，胡宗南的先头部队已逼临延安近郊七里铺了。
最后一批机关工作人员和市民、农民连续不断地向东向西转移，老乡们好象搬家一样，有的抱着小孩，有的背着包袱，有的背着锅、碗，有的牵着毛驴、牛、羊，赶着猪，提着鸡，心情沉重地走着。撤离延安揪动着大家的心。他们边走边咒骂着蒋介石和胡宗南。突然，一个身背褡裢的老人说道：“我刚才从王家坪出来的时候，咱毛主席还没走呢！”“咱毛主席还在延安呢？”一个青年惊奇地问。老人继续说道：“可不是！咱毛主席一定给胡宗南摆下个什么包围阵！一家伙就把他们拾掇了，延安他们不一定站得稳！”听了老人的话，大家一改郁闷的心情，众口同声地说道：“只要有毛主席，延安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
天色渐渐地黑了，延安市内除了少数几个扛步枪、拿红缨枪的青年游击队员外，所有的非战斗人员都走光了。在王家坪的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们早已把背包打好了，牲口驮子也准备停当了，手枪连准备乘卡车，随毛泽东的吉普车走，骑兵连在汽车后面护送。三连、四连准备徒步行动，作最后的战斗掩护。这时，骑兵连、三连、四连都散布在王家坪的后山上、沟口边、延河岸和村边的桃林里。一面严密警戒，一面等待随时出发的命令，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安全向东转移。
彭德怀刚接完教导旅旅长罗元发的电话，快步走出自己的办公窑，紧蹙的眉头说明前方战局危急。到了毛泽东窑洞门口，遇到了警卫参谋龙飞虎，便嗔怒地说：“主席怎么还不走，一分钟也不要逗留了。”龙飞虎难为情地说：“还在和周副主席、王司令谈话呢，我们已经催了几次也不顶事，还是彭总催催吧。”彭德怀快步跨进窑洞。高声地说：“主席，快走，敌人很近了？”毛泽东却心境坦然地说：“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周恩来瞧着彭德怀焦虑的神情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吧！”王震也说：“那就早一点出发吧！主席你还有什么吩咐！”彭德怀终于忍不住了，焦急地说：“你王胡子，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看着心急火燎的彭德怀，毛泽东又说：“我实在是不愿意走的，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彭德怀说：“主席，龟儿子的兵有什么好看的？走走走！部队代替你看了，你一分钟也不准呆了，马上给我走，马上给我走！”毛泽东无可奈何地说：“那就这样办，让部队代我看。”
战士们引颈翘望的那孔窑洞，一个高大的身姿终于跨出了门槛。毛泽东穿着狐皮大衣，头戴延安土制毡盔帽，脖上围条灰色围巾。走到院中，毛泽东停住脚步不走了，转过身深情地凝视了一会儿自己的住处，还有那一排排窑洞，对身旁的叶子龙问道：“老乡们同机关人员都走完了吧？”叶子龙回答说：“早就走完了，现在只剩下我们了。”接着，毛泽东用缓慢低沉的声调说：“你们愿不愿走？我是不愿意走的。”说完他侧身看看周恩来，沉默片刻又喃喃而言：“想看看胡宗南的兵是什么样子，可彭德怀不答应。今天已经宣布他是司令员了，我惹不起他，只好不看了。”毛泽东的双眼噙满了泪水，他一甩手，不说了。
临上汽车，毛泽东回过身来，再一次环视着暮色中的山梁田野。一向蔑视强敌的他，虽然作出了撤离延安的决定，但真要离别居住十年的延安，感情上实在是难以割舍。凤凰山下、杨家岭、枣园、王家坪是毛泽东在延安的四处住地。高耸的宝塔山、挺拔的清凉山、苍翠的凤凰山和静静流淌的延河，无不留下毛泽东的足迹。一生驰骋中国大江南北的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一段读书著述的安宁岁月。除了远行一次重庆外，毛泽东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块能听到信天游，能看到羊群、能嗅到糜子、谷子生长气息的黄土地；在这里，毛泽东完成了政治、经济、军事等理论系统的创立和深化过程。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指路明灯——毛泽东思想。黄土地凝集了毛泽东太多的情怀……
前面开道的骑兵连出发了，吉普车的马达响了起来，两道炫目的灯光照亮了前进的方向。车缓缓地驶出了王家坪，顺着延河绕过了清凉山，沿延榆公路向东疾驰而去。从此以后，毛泽东踏上了转战陕北的370个日日夜夜的征途。
（二）毛泽东对老乡说：“咱们的队伍一定要回来的 。”
胡宗南虽然侵占了延安，并且做了许多“国军伟大胜利”的欺骗宣传，但自己心理却非常明白：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不但完整无损，而且战斗力还在不断提高；如果不把解放军彻底歼灭，延安仍然待不长。于是胡宗南四处派出搜索队乱窜，寻觅解放军主力和中共中央机关的行踪。飞机也连续不断地出动参加搜寻。
19日上午四架飞机窜至刘家渠上空盘旋侦察，目击到了停在河滩里的汽车，汽车覆盖些柴草，没有盖严。飞机立刻俯冲扫射，击中了毛泽东乘坐的吉普车，并打坏了挡风玻璃和一只轮胎。幸好油箱和发动机没有损坏。
下午5时许，队伍又开始出发了。毛泽东上了汽车，看着破碎的挡风玻璃，便问司机周西林：“老周，你害怕吗？”周西林笑着说：“怕啥了！反正是美国飞机打美国人送的汽车，打坏了旧的，胡宗南再送新的来。”毛泽东看着周西林微笑着说：“说得对，胡宗南不过就这两下子。几架飞机折腾了半天，只打坏了一块玻璃，十几万大兵，也不过占了个延安空城，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得到。将来，他们不仅要把汽车留下，恐怕命也难保！”
毛泽东一行沿永坪川道经永坪、冯家坪、贾家坪，一到延榆公路汽车又向北行驶。20日天麻麻亮时到达清涧县下二十里铺以南，公路以西的徐家沟。
周恩来稍事休息后，乘车赶往子长县王家沟与先期抵临那里的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会合。
徐家沟村位于距公路不足1里路的一条小沟里。毛泽东住在一棵大槐树后边的两孔小石窑里，小石窑的窑口只有一人多高，进门两米就到窑掌的炕边。窑主人叫徐尚飞。毛泽东曾在院中的碾盘上和乡亲们话家常，嘱托他们：“我们可能要走，敌军有可能来。敌军来了，你们表面要应付，不应付要吃亏，挨打受气，但心里不要拥护。咱们的队伍一定要回来的。”
毛泽东的警卫排长闫长林在《警卫毛泽东记事》一书中回忆，毛泽东到徐家沟的第二天早晨，对警卫人员说：“看到电讯稿，敌人已占了延安，他们的中央社发出消息，说我毛泽东带领少数警卫人员，乘两辆卡车，满载金银财宝，向延安东北逃窜。”大家听了笑声一片，都骂中央社造谣中伤。接着，毛泽东诙谐地说：“说我们人少是对的，咱们一共才十几人嘛。去向也对，逃窜未必。满载金银财宝，纯系造谣！”又说：“现在他们的宣传机构不断猜测中共中央机关哪里去了，其实是枉费心机。我们就在陕北，看他们怎么样？他要打击中共中央首脑机关，可惜兵还少了一点！”
徐家沟距公路太近，沟道又宽敞，架设电台易被飞机发现。21日傍晚，毛泽东一行又骑马奔赴公路以东一条大沟里，行至10余里处到了高家硷。毛泽东借宿在半山腰的两大一小三孔石窑里。窑主人叫高玉张，那时是村长。毛泽东一进屋，就瞧见了火炕上的门板。原来警卫员怕石板炕阴凉，在火炕上放了一块门板。毛泽东在讯问摘门经过老乡同意没有后，提醒说：“临走一定把门上好，屋子打扫干净，用具要放回原处，借的东西要还。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们队伍的光荣传统，也是我们能够团结广大群众和打败敌人的重要条件。在战争环境里，我们接触老百姓的机会多了，一定要格外注意群众影响。”在这里毛泽东决定住几天，等等青化砭方面的消息。
（三）彭德怀说：“有时杀鸡就该用牛刀啊！”
胡宗南占领延安空城后，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的去向。
3月23日，总算在空军方面得到了一点情报：前几天，在延安通往安塞的山路上发现解放军小股部队在撤退；今天发现一大批朝安塞方向撤退。
这便是彭德怀给胡宗南指定的引路部队，西野第一纵独立第一旅，他们佯装主力，满山撒开。见到敌军，阻挡一阵，转身就走，丢下一些代表西野旅团营番号的破军衣、破军帽、粮袋、破瓷碗之类的生活用品，还有受伤的骡马和裂了口的行军锅等，做出主力仓皇败退的假象，去迎合敌人的决战心理，向延安西北方向的安塞撤退，诱敌追击。而西野主力却隐蔽集结在延安东北的青化砭、甘谷驿等地，等待战机。
胡宗南依据空军提供的情报，马上做出作战命令：“董钊率整编第一军5个旅于24日晨向安塞方向搜索出击；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九军4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搜索出击，协同第一军在安塞以东、蟠龙以西聚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整编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李纪云所部，24日经姚店到青化砭进行警戒，掩护刘戡所部。”
身临前线的彭德怀得知胡军的动向后，决定集中主力歼灭弱敌三十一旅。他向毛泽东致电请示：“我拟以伏击或乘敌未稳围歼三十一旅。”毛泽东复电明示：“同意你们的作战部署。”随即彭德怀下令西野第一纵队三五八旅、第二纵队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和教导旅、新4四旅共5个旅，向青化砭隐蔽集结。并规定3月24日6时30分部署完毕。青化砭南北30里川道，两旁净是连绵起伏的山峦。正像张开的一条口袋，便于打伏击。5个旅神不知鬼不觉地运动到青化砭周围，利用青化砭川道两侧的高地，布成“口袋型”阵地，专等三十一旅的到来。
三十一旅从延安行至拐峁要补给粮食，他们强迫当地老百姓做干粮，而老百姓故意和他们磨蹭，直到24日中午，连一半也没有做出来。已经饱偿边区人民坚壁清野苦头的胡军，不带干粮根本不敢行军打仗。不得已，只好把行期推迟一天。
25日上午，已经埋伏两天的西野指战员看到三十一旅沿着公路，大摇大摆地由南向北涌进了沟口。有的士兵把枪当作扁担，两头挑着东西，有的士兵扛着机关枪，连枪衣也没脱。迫击炮、重机枪都在牲口背上驮着，完全处于无戒备状态。这支3000人的队伍，七歪八拐，整整过了一个小时，10时左右全部钻入西野布下的“口袋阵”里。
随着3颗红色的信号弹的升空爆响，王震指挥的第二纵队首先在尾部打响。接着，担任正面主攻和两翼夹击的部队一齐开火，整个青化砭沸腾了。枪声、炮声、喊声、号声响彻山空，搅得山摇地动。
被这突如其来打懵的三十一旅官兵，一会儿拥到东边山根下，一会儿拥到西侧山梁，刚刚爬到山腰，就被猛烈的火力驱回山沟。军官挥舞着手枪，拼命地喊叫着，很难组织起有效的反击。受惊的骡马到处乱窜，背上还驮着未及时取下的枪炮。两翼埋伏的解放军战士犹如凌空而降的天兵天将，冲下山去，猛打猛冲。三十一旅官兵毫无招架之力，躲无处躲，逃无处逃，只好乖乖地束手就擒。战斗仅仅进行了1小时47分。三十一旅旅部及第九十二团共2900余人全部被歼，无一漏网 。缴获的枪械子弹不计其数。混在俘虏群里的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很快地被清查出来，只见他像一根木桩似地呆呆站立在公路边，嘴里不断地嘟着：“就这么完了……真想不到！想不到！”
战斗结束后，彭德怀意味深长地对纵旅干部说：“别看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来势汹汹，可是在眼前这小小的战场上，我们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压倒了它。有时杀鸡就该用牛刀啊！”王震说：“我们还要感谢当地老百姓呢！”彭德怀深有感慨地说：“是的，这一仗很特殊，在其它任何地方也打不成。我们几万部队在敌人眼皮底下几天几夜，敌人竟然不知道，群众守口如瓶，替我们保密，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陕北人民。”
当董钊率部安塞扑空返回延安，还没有喘口气，就接到胡宗南让他救援三十一旅的电令。只好带着饥肠辘辘的疲惫之师向青化砭进军。
待董钊到了青化砭战场，解放军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董钊徒劳往返，一无所获。
24日下午毛泽东在高家硷收到彭德怀“待敌未到”的电文。黄昏，毛泽东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这就是彭德怀在焦急之中收到的“再坚持一下”的五字电报。
24日夜间，毛泽东一行又在夜幕中出发了。临行前，毛泽东对警卫员说：“到了目的地，我们就能听好消息了。”
毛泽东先骑马到了延榆公路边，又乘上隐蔽的吉普车，沿延榆公路向北行驶，绕过清涧县城后，汽车离开了延榆公路，顺秀延河川道向西行进，一路都是沿河谷走的，两岸挺立着座座大山。经清涧县折家坪、子长县马家砭，到了杨家园子以西10里处，汽车开始向北驶进一条长沟，沟口的村庄叫王家坪，进沟2里多路就是王家沟村，它是1947年3月12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离开延安后的驻地。任家山位于沟掌里，天快闪亮时毛泽东抵至这里，住宿在马宗旺家里。
25日下午青化砭战役的喜讯传递到任家山。电报是叶子龙送来的。毛泽东读完了电文，不胜欢喜，复诵着电报末尾的几句：“歼敌3000，缴获子弹20万发，旅长到伙夫一个不漏。”他转过身，马上递给叶子龙：“赶快给所有的人传达，这可不是光我们几个人高兴的事。”
叶子龙在他的《叶子龙回忆录》中记述道，26日凌晨，设在瓦窑堡的陕北新华社广播电台播发了经毛泽东修改的评述青化砭战役的战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公布陕甘宁兵团首次捷报。我陕甘宁兵团一部于本月25日在延安东北70里之青化砭附近歼灭胡宗南军整二十七师三十一旅旅部及其1个整团，共3000人。总部发言人指出，这一歼灭战有三个特点：第一是快，从战斗开始到结束，只用了两个钟头；第二干净彻底，该部自旅长到士兵，没有一个逃脱；第三敌我伤亡20比一。综合以上三点，堪称模范战例。此歼灭战距我军撤出延安仅6天。”
27日，毛泽东向彭德怀发出了祝贺电：“庆祝你们歼灭三十一旅之胜利，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虽然寥寥数字，说明青化砭战役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位置。仅从规模而言，青化砭战役不可和以后任何重要战役相提并论，但它坚定了毛泽东留守陕北的信心，为毛泽东留守陕北开了一个奠基礼，所以毛泽东用了“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的字眼，以后任何大战的胜利，毛泽东都没有用过这样的字眼。
（四）毛泽东决意立足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
25日晚，毛泽东来到王家沟与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会合。
中共五大书记在一孔很普通的陕北窑洞里，召开了撤出延安后的第一次书记处会议，主题是党中央置于何处的问题。
毛泽东用轻缓而又郑重的语调说：“我反复考虑过了，中央委员会不能离开陕北，这样一来，可以最大限度地牵制蒋的部队在陕北，也可以转移蒋介石的注意力，其它战场就好动作。我建议，我不走，留在陕北，党中央最好也不走。”任弼时一听，激动地说：“我不同意，东靠黄河，北面、西面、南面全是敌人，如果敌人先占领渡口，再缩小包围圈，陕北巴掌大的地方，敌人20几万人马，把我们一网打尽怎么办？”朱德紧接着说：“情况紧急，我看弼时同志的意见值得考虑，不能让各战区的将领们一边打仗，一边为中央的事悬心。眼下早一天撤出陕北，是至关重要的。”毛泽东听了朱德的发言，颇动感情地说：“情况没有那么严重嘛？我们都是打游击出身的，陕北地势这么好，回旋余地大，群众基础好，安全方面是有保障的。青化砭战役的胜利，说明强敌不是不可战胜的，我们在陕北拖住胡宗南，一点点蚕食他，看他能支撑多久。再说，长征后，我们党像小孩生了一场大病一样，是陕北的小米，延河的水，滋养我们恢复了元气。在人民最需要我们的时候，怎么能离开他们呢？”刘少奇慎重地说：“现在是一个非常时期，各大战区的同志，一致要求中央撤出陕北，而中央放在什么地方，怎能不考虑群众基础和地域条件呢？应当谨慎地考虑一个万全之策。”周恩来最后一个发言，他说：“主席说的有道理。留在陕北，我们可以极大地鼓舞和增强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的信心，也可以牵制胡宗南的部队嘛。”毛泽东接过周恩来的话说道：“你们都清楚，陕北战场敌我比例是10比1，这样的劣势我毛泽东怎么能拔腿就走，其它几个战场刚刚有了一些军事上的主动权，如果我走了，蒋介石就会把胡宗南的几十万人马调到中原或华北方面。”经过整夜的讨论，会议初步决定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会后毛泽东仍然返回任家山居住。
第二天，周恩来经绥德、吴堡东渡黄河，到山西临县三交镇部署中央机关人员的安置问题。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任弼时又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分工进行磋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五位书记分成两处，一处在陕北，一处过黄河到其它解放区。在谁去谁留的问题上，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都执意要留在炮火连天的陕北战场，谁也不愿到安全的河东去，都认为毛泽东的安危事关重大，应该到安全的地方去。毛泽东则当仁不让地说：“党内分工我管军事，我不在陕北，谁在陕北？”大家各抒己见，互不相让。
28日夜，这支特殊部队自任家山、王家沟乘车启程重走秀延河川道，到了延榆公路后，往北行驶。陕北公路状况极差，坑坑凹凹，行军又在夜间，几十里的公路竟然走了7、8个小时。经清涧县乐堂堡、九里山，29日清晨停住在石咀驿北面的枣林则沟。
村庄位于公路东侧的长沟里。全沟有50来户人家，散布在沟两侧的山坡上。毛泽东一行下车后，步行了3里路来到一处窑洞前。主人吴进增在门口迎接，昨日午后，区上来人就吩咐他，晚上有几位队伍上的人要来他家住，他一直等了一整夜。毛泽东见面就说：“老乡，打搅了，我们住在这里，你到哪里去住啊？”吴进增回答道：“不打搅，我们吴家在村里是大户，住在什么地方都行，坡上就是我兄弟家，我可以住那里。”
《叶子龙回忆录》中记述道：事前，乡里干部到吴进增家借房子时，只告诉吴进增，部队的干部要来你家住些天，并没有说明是谁来住。但吴进增还是认出了毛泽东（因为那时陕北老区许多家里都挂有毛主席画像）。出的家门，他激动地对儿子说：“是毛主席！是毛主席哩！”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可不敢对别人说！”毛泽东离开以后，他精心照管着毛泽东住过的窑洞，为了使年久失修的那孔窑洞不致坍塌，他特别在窑的东墙又垒了一间。50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这几间土窑洞完好无损，吴家的后代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照看着这3孔无人居住的窑洞。
毛泽东住的这孔石门土窑，进门有炕。29日晚上，四位书记在这里再次举行了紧急会议。警卫员点上一盏用棉花搓成捻子的菜油灯，微小的一点亮光，显得窑洞还是黑黝黝的。毛泽东不习惯上炕坐，他坐在地上一个低矮的凳子上。
会议开始后，毛泽东站起来，吸着烟，走着讲，他说：“我们已经决定了把中央分成两处，一处留在陕北，一处过河去；大家看这样行不行？成立一个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留居陕北，代表中央指挥陕北和全国的解放战争；一个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的地方，接受中央委托的工作（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任弼时赶忙说：“那么谁留在陕北呢？”朱德发言了：“朱毛、朱毛，我跟主席留在陕北，协助主席承担军事指挥工作。”任弼时还是对毛泽东留在陕北不放心，他说：“我建议把中央前委撤出陕北，由工委代表中央留在陕北。我是书记官，理应留在陕北。”刘少奇说：“你是个病号，高血压不得了，我看还是你和主席过河，我留下。”
毛泽东沉思了好久，开始发言了：“这样好不好，总司令（朱德）跟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搭配，我和代理总参谋长（周恩来）搭配，这样前委和工委都是军事班子和政治班子搭配，文武兼备，两全其美。朱总和少奇过河去，我和恩来留在陕北，剩下一个弼时同志我要了，跟我走。”任弼时抢先回答道：“同意，我同意主席的安排。”既然这样，他愿意留在毛主席身边，关键时刻，还可以为毛主席排忧解难。朱德说不行，他留下，主席过河去。毛泽东环顾其他三人说：“就这样定了，战争时期定下来就要准备行动了，再扯下去，胡宗南也要赶来参加会议了。”毛泽东最后说：“你们不要担心我嘛，只要敌情清楚，最危险的地方也许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30日毛泽东电令陕甘宁晋绥联防区司令员贺龙，请他直接转告周恩来：“朱、刘明日动身去临县与董必武、叶剑英会合。请周速返陕北，与毛、任主持中央工作。”
临行前中央警卫团也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要随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一部分随朱德、刘少奇东渡黄河。毛泽东对刘辉山团长说：“你们给我留一个班就行了，其余的都随朱老总过黄河，保卫老总很要紧！”刘团长思量一下，很拘谨、很为难地回答道：“主席！您这个命令我们很难执行！”毛泽东微笑着说：“我只是提个意见，请你们考虑考虑！”
30日中午，朱德总司令，专门召集中央警卫团连以上的干部开了个会，他象慈母一样用深重的语气慢慢地对干部们说：“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就交给你们了。这个任务很重大，也很艰巨，你们可要坚决勇敢，千万不能出一点差错，要保证他们的绝对安全，否则，是无法补偿的！”讲完话后，朱德又把刘团长、张廷祯政委叫到他跟前，问了问部队的分配情况，指示他们把那些年岁大的，身体弱的，战斗经验少的战士挑出来，随他过黄河，让那些身强力壮的，有战斗经验的战士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
当天夜里，警卫团就照朱总司令的指示，把各连调整了一下，决定留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还有一个内卫排，由刘团长和张政委带队，留在陕北保卫中央前委。
31日下午，中央机关离别了枣林则沟，往北到了绥德田庄，这是陕北有名的集镇，淮宁河自西向东流过镇南，沿着河的北岸，有一条从西面瓦窑堡过来的架子车路在此与延榆公路交汇，然后向东通往绥德，田庄正处在两条路交汇的丁字路口。
毛泽东在田庄没有过夜，短暂的休息后，中央机关兵分两路，一路随朱德、刘少奇乘车东渡黄河前往晋西北或晋察冀解放区；另一路随毛泽东继续留在陕北，向西转迁。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一一握手道别，相互嘱托。毛泽东与朱德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都以深情的目光瞅着对方，毛泽东说：“朱总请您多多保重。”朱德道：“主席，一定要注意安全呀！”在场的随行人员不由地想起井冈山上的朱毛会师，大家坚信这次两位伟人的别离，必定是更大胜利的到来。
随后朱德、刘少奇乘车向东疾行而去。仅有的3部美式吉普车也随他们过河去。送别刘少奇、朱德后，毛泽东则率几百人的队伍，沿着子洲县南部淮宁河川道往西走去，开始了他继长征后的第二次马背岁月。
（一）毛泽东转战在陕北途中
毛泽东一行夜间经子洲县淮宁湾、裴家湾到达邱家坪。
闫长林在《警卫毛泽东记事》中回忆了这段经历，他写道：“我们走的，是绥德通向瓦窑堡的一条大川（淮宁河川道应该是通向子长县北面的南沟岔和涧峪岔，通向瓦窑堡镇的大川应该是秀延河川道——笔者注），顺川往西走，虽然还比较平坦，但毛主席多年没有长途行军了，还是不适应。一段路下来，脸上身上都出了汗。他擦擦汗，脱掉一件衣服，坚持往前走。看到他走的这样艰难，我们就牵过马来请他骑，他没有推辞就骑了上去。”
“骑马，也不是轻松的事情，尤其对于毛主席，不一会儿，他就说腰酸腿疼，便要下马。我们扶他下马来，他弯弯腰，蹬蹬腿，活动了一下又开始步行。”
“有人请他坐担架，毛主席摆摆手说：‘我是不坐担架的。走路累一点儿怕什么？什么事情开始总会有困难的，行军也一样，现在走路有些累，再走几天就会好的。’”
“下半夜，到了一个村子。任弼时同志考虑是头一天徒步行军，毛主席和大家都很累，就决定在这个村子里（即邱家坪——笔者注）宿营。”
毛泽东住宿在邱朋明家。绥德行署专员杨和亭早在这里等候。他曾在瓦窑堡、延安和毛泽东有过多次接触，非常熟悉。见了毛泽东，杨和亭着急地说：“主席，前面过不去了，距这里二十几里路的老君殿昨天刚来了敌人的一个营，是不是再向北走，绕过去。”毛泽东却说：“谢谢你的关心，这一营敌人明天就会走，我正好要在这里歇两日，还是要经过老君殿、南沟岔到涧峪岔去。”虽然毛泽东说得这样肯定，杨和亭还是放心不下，仍然派出地方部队和民兵密切监视这股敌人。果然，第二天下午，这一营敌军突然像接到了什么命令似的，匆匆向南撤走了。
当毛泽东发现这一带群众坚壁清野不彻底，大都把粮食埋在家里时，就把绥德地委派来担任向导的地委秘书长乔备果找来说：“你现在立刻和杨和亭一同回绥德去，我们这里很安全，不需要你们了，回去后，把群众发动起来，搞好坚壁清野，粮食财物都要妥善安排。确实做到家喻户晓才行。”
4月2日凌晨，毛泽东一行继续向西开拔，经老君殿、桃卜湾，上午抵达高家塌。毛泽东住的窑院有围墙和大门，还比较气派。主人叫高怀清，当时是地主。
同日，毛泽东向彭德怀发出一份关于西北野战军应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战法的电报。
由于军情危急，日落时前委机关就离开了高家塌，经子洲县何家集、子长县南沟岔，4月3日天刚破晓时，到达了子长县涧峪岔附近的庄科坪。
庄科坪是个很小的村庄。毛泽东住在薛秉贵家(一说是郝应宽家)。在这里，毛泽东仔细地研究了彭德怀的复电。彭德怀在电报中，报告了胡宗南部的新战法，采取小米滚子式战法，数路并列，间隔很小。只走山梁，不走川道、大路。以致三面伏击已不可能，任何单面击敌均变成正面攻击。彭德怀的电报虽然否定了毛泽东的三面埋伏的作战方针，但给毛泽东一个启示：陕北战局敌我悬殊，只有和敌军周旋，拖疲敌军，如果急于作战，容易造成被动。毛泽东记住了彭德怀电报中这样一段话：“必须耐心长期疲困他消耗他，迫其分散，寻找弱点……”
这时胡宗南军队已占领瓦窑堡，和中央前委住地相距只有几十里，隔着几座大山。当日上午前委就离开了庄科坪。踏上了通往石家湾的西去之路。在两位老乡的带领下，先沿涧峪岔河向西走20里到店子河，然后翻过羊儿山经井武塌，夜间赶到了石家湾。
石家湾村只有十几户人家，毛泽东被安排在冯正德家。当年毛泽东为了和敌军周旋，来到这个大山深沟纵横交错的小山村，受了多少煎熬。后来房东冯正德回忆说：“毛主席来到他们院中，是被几个警卫员扶着下的马，走路跌跌撞撞。”
毛泽东虽然很疲劳，但他没有休息，调来近日的敌情摘报、动态消息，借着幽暗的煤油灯光书写着电文。答复彭德怀的电报是这样写得：“一，敌10个旅密集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二，你们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毛泽东一行5日又从石家湾出发经阳台村进入靖边县，然后继续向西经高石崖、阳平到达大理河 畔的靖边县青阳岔。中央机关住在区公所。
从田庄向西转移这几天，军情十分紧张。
青化砭战役后，胡宗南虽遭首挫，但仍不甘休。胡宗南根据空中和地面情报的判断，共产党中央机关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主力就在延安东北地区。随即命令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及金盆湾、临真镇地区，兵分三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进发，寻找西野主力决战。
胡宗南吸取了青化砭战役失败的教训，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并且要求部队白天走山过岭，不轻易下山沟；夜间露宿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胡宗南认为，这样一来，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找到西野主力进行决战。
中央前委与胡宗南部的行军方向都由东向西，中间隔着几十里的群山。如若胡军发现中央的踪迹，后果不堪设想。
闫长林在《警卫毛泽东纪事》一书中回忆了这段转迁的紧张过程，他写道：“从高家塌出发是黄昏时候。这一带接近战区，常有敌人小股部队，武装侦察出来滋扰。为了防备敌人的突然袭击，中央警卫团在通往瓦窑堡的大路上派了一个班警戒。到了夜半，正准备宿营，有的已进了窑洞，突然有骑兵侦察员来报告：发现有敌人向我们追击。后来弄清刚才所谓“敌情”，不是敌人来追我们，而是我们自己的部队发生了误会。”
为了避实就虚，拖疲敌军，挫伤其锐气，彭德怀命令主力隐蔽整休，不暴露目标；而以新四旅两个营佯装兵团主力朝清涧方向撤退，给胡宗南部队充当向导，牵引着胡宗南的数万军队，在陕北的千山万壑之间转悠了12天，东向延长、延川、清涧，又向西折向子长，“武装游行”400余里，东一头，西一头，处处扑空。
所到之处，由于群众坚壁清野，胡军找不到粮食，只能啃干粮、睡野地，牵得胡军相当疲劳，士气沮丧。恰在此时，陈赓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向晋南展开强大攻势，横扫汾河两岸，直捣秦晋天险禹门口；关中军分区地方部队也主动出击，直接威胁胡宗南老巢西安的安全。
晋南告急，西安危急，胡宗南的后院起火了，他不敢再让主力在延安以北转圈。慌忙命令整编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一三五旅守瓦窑堡。要董钊、刘戡率主力于4月5日南下青化砭、蟠龙集结，然后，视军情变化再确定下一步作战计划。
军情缓和后，毛泽东决定在青阳岔多住几天，看看胡宗南部的动向。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好好考虑一下，另外，他在这里要等待周恩来从山西返回。
彭德怀及时抓住了胡军南下这一战机，4月6日在永坪向南返的二十九军一部发起攻击，由于胡军前后靠近，歼灭600余人后，主动撤出了战斗。西野主力随后进至瓦窑堡至蟠龙两侧山地，继续休整待机。
经永坪一战，胡宗南由此判断西野主力在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集结。于是重新作出作战部署。命令主力9个旅，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
4月11日，毛泽东在青阳岔收到西安地下党发来的情报：清涧守敌七十六师二十四旅一个团于本日调赴瓦窑堡。该团调动后，一三五旅可能南下与北进的9个旅南北夹击西野主力。毛泽东意识到这一情况反映了胡宗南部的动向。当即电告彭德怀：“注意侦察，并准备乘该敌（一三五旅）移动途中伏击之。”
彭德怀接到毛泽东电报后，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快速侦察。马上查明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正向蟠龙、青化砭西北方向移动，同时也查明整编二十四旅七十二团由清涧开抵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的守备任务。根据胡军调动情况的综合分析，一三五旅必定南下向主力靠拢。决心已定，彭德怀立刻作出作战部署：以第1纵队两个旅埋伏于蟠龙西北牡丹川、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董钊、刘戡的8个旅，使其难以同一三五旅会合；以第二纵队两个旅和新四旅、教导旅设伏于瓦窑堡以南，准备伏击一三五旅。
彭德怀在干部会议上说：“敌人游行了十多天，寻找我军主力，到处扑空。他们认为这次找到了，急匆匆扑了过来。好吧，这次我们就答复他们的要求，就在这个地方来个虎口夺食。”边说边在地图上的羊马河一带划了一个圈。一三五旅覆灭的命运就这样被确定了。
青阳岔是个有山有川，靠近毛乌素沙漠的小镇子，大理河从中流过，是通往绥德的交通要道，也是当时区公所的所在地。毛泽东住在区公所那排土窑洞的左起第二孔窑里，第一孔住的是任弼时，周恩来从山西返回后住在右起第一孔窑里。
毛泽东住的窑内，放着一张简陋的办公桌，一把圆柄弯背的旧椅子。在这里毛泽东夜夜伏案工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中共中央关于暂时放弃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两个文件》中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通知”，就是在这里草拟的。通知明确告知全党全军：“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此区地形险要，群众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安全方面完全有保障。”表达了党中央与边区人民一道共同抗击强敌的决心。
党中央转战陕北一年多虽然屡屡遇险，但每次转危为安，靠的是人民群众和陕北复杂的地形以及掌握敌军的动向。那就应证了毛泽东战争时代那个著名的论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
通知还说：为了工作上的便利，以刘少奇同志为书记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分工是明确而严格的。以当时中央五大书记的政治素质来说，是党的历史上最好的。但为了避免给人留下两个中央的印象，特地下发了这个文件，规定下发至地方地委一级，部队团一级。对大事，毛泽东一向是慎重的。
（二）周恩来从晋西北归来
党中央撤出延安后，周恩来在任家山与毛泽东分手，带着两个警卫员骑马经绥德，在吴堡渡过黄河，来到山西临县三交镇双塔村与先行到达这里的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商议中央机关人员的安置问题。
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有5500多人。为了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有人主张把大部分人转移到晋察冀的太行山地区去。周恩来不赞成，他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闫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这些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我建议还是不要走远为好。”
4月1日，刘少奇、朱德也过河来，和周恩来等会合。会上，刘少奇首先向中央机关负责人传达了中央枣林沟会议的决定。当他宣布毛主席要继续留在陕北时，与会者纷纷议论，担心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看着大家的焦急心情，刘少奇说：“毛主席让我转告大家，陕北地形险要，群众基础好，安全方面有保障，请大家放心。”接着，他们共同商议决定，晋西北的这55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等周恩来回到陕北向毛泽东汇报后，再作最后的决定。
会后，周恩来又来到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分局驻地同贺龙（陕甘宁晋绥联防区司令兼晋绥军区司令）、李井泉（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委）等见面，请他们注意掩护中央工委安全转移到晋察冀解放区，帮助解决留在晋西北的中央机关人员的粮食供应，并对晋绥解放区在土改中出现的“左”的倾向，进行了批评，要他们纠正。
周恩来完成任务后，连夜回到了双塔村。
4月2日早饭后，周恩来与朱德、刘少奇等告别，踏上了返回陕北的路途。周恩来一行坐车到了军渡渡口，又坐船过了黄河，因为西岸接他们的汽车，没有按时赶到，直至3日凌晨2时才到。周恩来对护送他西返的社会部警卫处长汪东兴说：“天亮以前我们一定要过绥德。”
到了绥德义合镇，前面尽是羊肠小道，周恩来一行只好弃车骑马而行，距绥德20里处，天已大亮，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我们一天一夜没有吃东西了，找个人家搞点吃的。”汪东兴下马走上山坡，半山坡窑洞边正有个老大娘望着他们，汪东兴走上去说明了来意，老大娘为难地说：“粮食都坚壁起来了，怎办呢？”看着汪东兴失望的样子，老人又说：“你们一共几个人？”汪东兴回答：“6个人。”他用手指指坡底下的周恩来等人。老人咬咬牙说：“那就吃我的口粮吧！”然后，老人招呼周恩来等往上来走。看着周恩来她悄悄地对汪东兴说：“那个人像个大官，应该给他吃点面，你们就喝小米粥吧！”汪东兴被老人的话逗乐了，笑着说：“大娘，你真有眼力，你肯给我们首长吃面，我们太谢谢你了！我们吃什么都行。”
一会儿，老大娘就把四张焦黄香脆的烙饼和一锅热气腾腾的小米粥端了上来，周恩来饿急了，拿起饼就吃，当他发现其他人只顾低头喝粥，不吃饼，便奇怪地问怎么回事，汪东兴便把老人的话重复了一遍。周恩来深为老人的朴实关照所感动。他把烙饼分给大家，说：“老妈妈对我们的招待很真实，但你们就太过分了。老妈妈烙的饼很香，大家都尝一尝。”
吃过饭后，周恩来一行匆匆上路，快到绥德城时，碰上了绥德行署专员杨和亭，周恩来和他10年前就相识，周恩来先问：“你知道中央前委的情况吗？”毛泽东过绥德一线的情况，杨和亭是清楚的，某些路线和向导都是他亲自安排的，他如实地向周恩来汇报了中央前委转移的情况和与毛泽东在邱家坪相见的情景。周恩来听了非常高兴地说道：“我走大理河这条线路，和毛主席会合。”
走到双湖峪（子洲县委所在地）时，周恩来对汪东兴说：“我想困一觉。”的确，自撤离延安近20天，周恩来辛劳异常，东行西奔，几乎就没有好好休息过，这时提出睡觉的要求，可见他实在累得支撑不住了。
6日凌晨2时，周恩来接到毛泽东的来电。毛泽东正在子长、靖边、横山三县交界处的青阳岔，让周恩来速去会合。
从子洲县出发到青阳岔，周恩来一行走了四天，所到之处周恩来密切关注着各地的群众生活和战备情况。
在经过石湾时，周恩来看到许多伤病员躺在街上没有人照顾，找来区乡领导，让他们赶紧给伤病员腾窑洞，准备热水、饭菜。并马上给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信，请林伯渠妥善安排这批伤员，并对今后的伤员安置工作提出建议。写好信后，周恩来把信交给负责这批伤员的谢排长说：“林主席离这里20里，你们伤都不太重，互相帮助，今天上午就可以到达。林主席和边区政府会很好地安置你们的。”
离开石湾后，周恩来一行，继续沿大理河向西走去，10日到达青阳岔和毛泽东会合。由于返回的路途较远，汪东兴就留在陕北了，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警卫工作，后任中央纵队司令部的副参谋长。
（三）马背上的“政府”
根据周恩来的汇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重新研究了转迁到山西柳林、临县、兴县的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人员的安排问题。决定：一部由军委作战部部长李涛率领返回陕北工作；一部随中央工委前往晋察冀解放区；大部分（3000余人）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后委，由叶剑英、杨尚昆等负责，仍然留在晋西北，一面承担陕北战场上的后勤和参谋工作，一面指导晋绥解放区的土改工作。至此，中央三委：前委、工委、后委正式形成。
为了统一行动，统一指挥，留在陕北的前委机关人员和警卫部队共800余人，按军事编制组成了一个纵队，并成立司令部。下分四个大队。一大队是司令部作战机关，除前委首长外，有机要室、军委作战室、行政处、卫生处、警卫科、内卫排等，龙飞虎是大队长，肩负毛泽东等中央首长的警卫工作；二大队负责情报侦察工作，胡备文任大队长；三大队担负通讯联络工作，有电台、有线电话等。由崔林负责；四大队是新华社，搞新闻宣传工作，范长江任大队长。警卫部队是中央警卫团的四个连：一个手枪连、两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另外还有一个内卫排。由中央警卫团团长刘辉山、政委张廷祯负责。
这是一支独特的纵队。有战时司令部所必备的指挥机构，包括情报、机要、作战、通讯等。与其它司令部不同的是，这支部队还有另一套班子，集中了一批精通英、法、俄等语种的专门人才，他们主要负责收集世界各地以及国内的各类电讯稿，然后交给毛泽东参考决策，毛泽东虽然身处陕北的大山之中，却对国内外形势了如指掌。事实证明毛泽东的一切战略决策都是准确无误的。这一时期毛泽东所拟的电文、所写的社论、时评、新闻都切中要害，不仅把全国的解放战争推上了一个新的高潮，而且这些犀利的文章，鼓舞人心的文章，令敌人闻风丧胆，让解放区军民欢呼雀跃，又使国内外同情中国革命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友好人士所倾倒。
后人总结：枪杆子、笔杆子是夺取政权的两杆子。这两者的结合，古今中外都有，但发展到炉火纯青地步的是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期。毛泽东不能亲临各个战场，只靠往来电报及时了解和指挥解放战争。毛泽东对瞬息万变战局的正确判断，令各战区指挥员信服。彭德怀、刘伯承、粟裕等将领都有随身携带毛泽东电文的习惯，时常拿出来看一看，让他们惊奇地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的，毛泽东都考虑到了，所以指挥起战役来得心应手。毛泽东非常重视前线将领的意见，电文的末尾常常有“视军情临机处置”的词句。而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却不同，这一期间，他飞来飞去亲临各个战场，命令部属按他的主观部署指挥战争，听不进不同的意见。所以毛泽东说：“蒋介石到哪里，哪里就打败仗。”毛泽东靠笔杆子指挥战争，知己知彼，蒋介石靠飞机指挥战争，独断专行，两种方式，两种结果。
毛泽东命名这支部队为昆仑纵队。嗣后相继改名为三支队、九支队、亚洲部等。
毛泽东曾对任弼时（司令员）、陆定一（政委）、廖志高（政治部主任）、叶子龙（参谋长）说：“你们四人负责组成一个‘政府’，管我们八百人这个‘国家’，你们必须把这个‘国家’办好。”
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和“政府”，是一个马背上的“国家”和“政府”，既要对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敌军的围追堵截，保卫自身的安全；又要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在中外史上都是罕见的。
为了保密，前委领导都必须使用代号。几位领导一起议论。毛泽东首先风趣地说：“真理一定得胜利，我叫李得胜。”才思敏捷的周恩来脱口而出：“革命事业必定成功，我叫胡必成。”任弼时一时失去了主意，笑着说：“好名字都让你们叫了，我叫什么呢？”毛泽东微笑地说：“你是纵队司令官，就叫史林（取司令的谐音），定一同志是政委，就叫郑位（取政委的谐音）吧！”就在大家的笑声中，这些代号连同以后他们的传奇故事，便随着那艰辛而又雄壮的转战岁月写进了中国革命斗争的光辉史册。
(一)虎口拔牙——羊马河战役
4月12日上午，毛泽东一行离开了青阳岔，动身迁往安塞县王家湾。
毛泽东和周恩来骑着马相随在一起，有说有笑，身后有位年约30岁的妇女，短发，戴一顶细草编成的草帽，骑着一匹白马。她就是江青。她的职务是支队的政治协理员。
队伍沿大理河逆流而上，到达卧牛城，横过了大理河，向南面的一条狭窄的川道拐进，入川十几里，来到了安塞县王家湾。
王家湾位于山沟里，清清的双阳河从中流过。几层窑洞住着不到20户人家。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走进村民薛儒宪腾出的两孔半又暗又窄的套窑里。毛泽东问任弼时：“我住哪间呢？”任弼时说：“主席，你和江青同志住左边那间。”毛泽东走进那孔窑洞，看到里面除了土炕，还砌了个长方形土粮仓，地上摆着一张柳条桌和一排酸菜缸，几乎没有空隙。毛泽东出来后，笑着说：“我只好在炕上放一张小炕桌办公了。”任弼时看着周恩来又说道：“周副主席和陆定一、胡乔木同志就住这孔一进门的过道窑。”这孔窑的后掌是一盘大炕，右边是陕北窑洞特有的长方形青石板大锅台，整个窑洞连桌子也没有。胡乔木说：“这锅台就是一个好办公桌，就是有点矮。”周恩来说：“我们办公时，就坐个圆木墩子，正合适。”毛泽东点点头，说：“我们都有地方了，弼时同志住哪里呢？”任弼时指着刚进门的偏洞门。毛泽东弯着腰钻进一看，是个有炕没落脚的半截窑，小到钻进一个人也转不过身来。只有1.5米高，站着还要弯着身子。毛泽东着急地说：“这不行啊？你有高血压。”任弼时笑着解释说：“主席，我这还是一个单间呢。正好我们三人都同出一门，有事好商量嘛！”
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一到王家湾就密切关注着陕北战局的进展情况。4月13日，七十二团与一三五旅交接完毕。下午，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就召集两个团长研究第2天行军部署。
14日上午8时，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沿瓦窑堡以南川道两侧的高地逐山跃进，不敢走川道，怕遭解放军伏击。9时，先头部队进抵羊马河以北石家坪一带，同西野担任阻敌的小部队接上了火。由于有胡宗南的严令，麦宗禹无法他顾，只得强令部队继续南进。
一三五旅且战且进，10时许全部进入羊马河以北高地，被预先埋伏在这一地区的西野4个旅包围，形成了以4个旅围歼一三五旅1个旅的绝对优势。围歼战斗开始后，一三五旅已是前进不得，后退不得，只能急电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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